晨曦中，“藍軍旅”官兵正在進行戰(zhàn)車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惡戰(zhàn)”。 申冬冬攝
訓練文化說復雜很復雜，它是一定歷史階段內人在訓練領域一切精神活動及其成果的總和，幾乎包羅萬象；說簡單也簡單，就是在軍事訓練上那種植根于人內心的支配其思維和行動的精神力量，說白了，就是在訓練任務面前，官兵個體和群體（分隊或部隊）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我想從“藍軍”這個“磨刀石”的角度，來說點我對訓練文化的感受。
“紅軍”敗在訓練文化上
從“跨越-2014·朱日和”實兵對抗系列演習算起，迄今在朱日和已經進行了數十場演習。這中間，“紅軍”僅取得一場勝利。
這很正常。比如美軍，在演習場上也是敗多勝少。相反，以往演習中那種“紅軍必勝”的模式，才是可怕的。
原北京軍區(qū)一位領導告訴我：2003年在朱日和，一次有外軍參觀的演習結束后，中外軍官一起聊天。美國陸軍一位旅長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我國也有這么大的一個訓練基地（指歐文堡）。我寧愿在基地輸給我的對手，也不愿在戰(zhàn)場上輸給我的敵人。”俄羅斯空降軍軍長更是直接指出演習中有人弄虛作假。作為演習的組織者，這位領導聽到后心里五味雜陳。但在那時，我們有些人把對外公開的演習視為對外軍的表演，“紅軍”只能勝，不能敗；不僅不能敗，而且不能有一點失誤。
從訓練文化上來說，演習如演戲的現象可稱之為訓練場上的“表演文化”。
2014年3月，經習主席批準，中央軍委《關于提高軍事訓練實戰(zhàn)化水平的意見》下發(fā)全軍。在我軍訓練史上，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文件。它像一把利劍，直指訓練場上的“表演文化”；像一座燈塔，指明了訓練與實戰(zhàn)一體化的本質內涵。此后，以朱日和“跨越”系列演習為先驅的各類演習，突破了“紅軍必勝”的模式。在訓練場上，一種與“表演文化”針鋒相對的戰(zhàn)斗文化正在逐漸形成。
體育競賽講究公平，但戰(zhàn)爭史上，從來沒有一場公平的戰(zhàn)爭
在朱日和，每場演習結束后，“紅”“藍”雙方都會在導演部的主持下復盤檢討，檢討得相當全面，相當具體，但能從訓練文化上找問題的，只有少數指揮員。“紅軍”部隊的不少官兵是帶著競技思維來朱日和的，即一心想著要爭一個你高我低，我贏你輸，要在上級和兄弟部隊面前露一手。這種訓練場上根深蒂固的“競技文化”（或曰“錦標文化”）與“表演文化”一樣，與戰(zhàn)斗文化是對立的。
曾經，有個“紅軍旅”一到朱日和，便向導演部提出“抗議”。“抗議”什么？對“紅軍”太不公平！這次演習，“藍”守“紅”攻，“藍軍”先占領了有利地形，構筑了防御體系，而“紅軍”遠道而來，又不準提前看地形，公平嗎？不公平。“藍軍”在朱日和練了很久，而“紅軍”是打“第一仗”，公平嗎？不公平。還有，“藍軍”與訓練基地是一家，總導演、“紅”“藍”雙方的調理組組長都是基地領導，他們不回避就是不公平。
筆者向時任“藍軍”旅長夏明龍求證此事時，他緩緩地說：“他們質疑這不公平，那不公平，是把演習看成比武了。體育競賽，講究公平。我們平時比武，不少項目也是按體育競賽的規(guī)則。久而久之，這種‘競技文化’就帶到演習當中來了。要知道，戰(zhàn)爭與比武恰恰相反，是最不講公平的。美國將領常說的一句話是，我們不想把軍隊派去打一場‘公平的戰(zhàn)斗’。戰(zhàn)爭史上，從來就沒有一場公平的戰(zhàn)爭。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抗美援朝，我軍與敵人在武器裝備上不是一般的不對等，隔了多少代了，何談公平？因為不公平，我們就不打了嗎？”
夏明龍認為，只想在演習中贏而不考慮在實戰(zhàn)中是否會輸，是個帶普遍性的問題。也就是說，“競技文化”還在影響著演習場。有的指揮員為了輸贏，甚至會做出違背作戰(zhàn)規(guī)律的決策。在某次演習中，某旅已將“藍軍”一線陣地撕開，如果他集中兵力火力合成突擊，是可以獲勝的。可他們卻只用步兵突擊，而留作預備隊的26輛坦克沒用上，炮兵又隔得太遠，難以發(fā)揮直接支援的作用。令人匪夷所思嗎？不，人家小算盤打得精著哩！戰(zhàn)損比例是判定演習勝負和打分的重要依據，損失一輛坦克、一門火炮所扣的分比損失一個步兵班還多。這個規(guī)定并不完全科學，有人便琢磨鉆空子。
用戰(zhàn)斗文化取代“競技文化”
比武是我軍的一項光榮傳統(tǒng)，1964年的全軍大比武至今仍讓人激動不已。不可否認比武排序對提高部隊戰(zhàn)斗力的重要作用，但是，比武若脫離實戰(zhàn)化背景，比出的尖子在戰(zhàn)時是否頂用卻是個未知數。
明代軍隊比武的項目有舉石鎖、拉弓弩、步射、騎射等，但靠這些武藝在北方擋不住蒙古騎兵，在南方對付不了倭寇。抗倭名將戚繼光編練新軍，改革訓練，針對倭寇的戰(zhàn)術特點，步兵主要練鴛鴦陣，而嚴禁練那些中看不中用的武功。比如，有人將槍、劍舞得出神入化，卻被戚繼光痛打屁股，為啥？如果單兵打單兵，此種武藝也許有用，但在集團作戰(zhàn)的倭寇面前，就成了花拳繡腿；而且在鴛鴦陣中，這種表演性武功是對整體作戰(zhàn)的破壞。戚繼光之所以能對倭寇作戰(zhàn)百戰(zhàn)百勝，首先勝在訓練場上，勝在用戰(zhàn)斗文化代替了“教條文化”“競技文化”。
晚清湘軍鎮(zhèn)壓太平天國，從逢戰(zhàn)必敗到奪取最后勝利的過程，從訓練文化上看，也是戰(zhàn)斗文化代替“教條文化”的結果。曾國藩發(fā)現清朝主力軍綠營的訓練不行，便另立課目，改練戚繼光的鴛鴦陣和三才陣。殊不知在實戰(zhàn)中，這種前朝用來對付倭寇的辦法對付不了太平軍。于是曾國藩幡然醒悟，針對太平軍的戰(zhàn)術，改練一字陣、二字陣和方城陣（專門對付太平軍的伏地陣），從此“逆天”了。
古今中外，此類例證不勝枚舉，無不說明，訓練文化決定戰(zhàn)場勝負。你想在戰(zhàn)爭中獲勝嗎？那就必須用戰(zhàn)斗文化代替“競技文化”等與實戰(zhàn)相悖的文化。
“競技文化”與戰(zhàn)斗文化，雖然都能激發(fā)官兵的訓練熱情，但是二者從出發(fā)點到歸宿點都是不一樣的。一個為奪錦標而練，一個是為消滅敵人而練；一個以兄弟單位為對手，一個以假想敵為對手；一個用心研究競賽規(guī)則，一個用心研究敵軍特點；一個是比武比什么就練什么，一個是戰(zhàn)斗需要什么就練什么。九九歸一，二者最本質的區(qū)別是，一個練的是武藝，一個練的是殺敵本領。
在朱日和的演練場上，“藍軍”之所以獲勝多，最主要的原因是指揮員心無旁騖，一門心思謀打仗。“藍軍”原旅長夏明龍曾對筆者說：“作為‘藍軍’旅長，我是不在乎輸贏的，軍委機關給我的任務就是當‘磨刀石’，具體要求是八個字：‘逼到絕境，難到極限’。我按這八個字做了，把‘藍軍’的特點體現出來了，輸了贏了都算完成任務。放下了輸贏的包袱，專心指揮對抗，反而收放自如，舉重若輕。”
從演習場看訓練場，他認為“紅軍”平時就背著輸贏的沉重包袱，“許多打仗有用的本領沒有練，而打仗用處不大甚至沒用的東西練了不少。”
比如，戰(zhàn)場感知能力是打仗必備的基本能力之一，可非常遺憾，這個基本能力卻是我們以往訓練中最大的“赤字賬戶”。“藍軍旅”與其他部隊一樣，在這方面也曾欠賬很多。在接受模擬“藍軍”的任務后，他們用實戰(zhàn)標準檢驗訓練，發(fā)現了包括戰(zhàn)場感知能力在內的諸多短板，于是進行突擊補差訓練，包括炊事員、修理工，概莫能外。演習后，很多人在研究“藍軍”的炮火特別準的原因，告訴你：其中一個原因是全旅官兵人人都能報坐標，給炮兵當眼睛。
而不少“紅軍”官兵來到朱日和，沒有方位感，沒有安全感，恐懼感倒是不少。因為軍事地形學的訓練大大不夠，一到生疏地方就蒙了。曾有個旅補充彈藥的車隊竟然稀里糊涂地開到“藍軍”陣地上，送上門當了俘虜。因為駕駛員平時只練了開車，沒有練識圖認路，而以往演習，都有調整哨，有人給他揮旗子指路，一旦沒人指路了，就找不到北了。夏明龍說：“識圖用圖，判別方向、道路，這是戰(zhàn)場感知能力最基本的要素，可惜平時我們只在參謀人員、偵察、通信分隊進行相關訓練，其他分隊幾乎沒有這方面的訓練。為啥？非偵察、通信專業(yè)比武不比這些，不比就不練。”
戰(zhàn)場感知能力，一要搞清地形，二要搞清敵情。在朱日和參演的“紅軍旅”，戰(zhàn)前偵察獲取情報的準確率都較低，讓指揮員很難作出正確的判斷。而判斷一旦失誤，戰(zhàn)斗必然失利。造成情報準確率低的原因，也與“競技文化”有關，以往比武大多不比相關項目，不比就練得少甚至不練，比如對無人機等新型偵察手段就練得太少，訓練中的欠賬直接轉化為實兵對抗中的敗仗。
缺少的不是武藝，而是戰(zhàn)場意識
用戰(zhàn)斗文化代替“競技文化”，目的是改變訓戰(zhàn)“兩張皮”的現狀，做到訓戰(zhàn)一致。但是，戰(zhàn)斗文化光靠教育是教育不出來的，要在戰(zhàn)斗中培育。在不打仗的情況下，只能在實戰(zhàn)化對抗演練中培育。軍委關于開展新時代群眾性練兵比武的通知特別強調了四個“用好”：用好信息化訓練手段；用好各戰(zhàn)區(qū)、各軍兵種和武警部隊品牌演訓；用好軍兵種互為條件對抗訓練機制；用好中外聯演聯訓聯賽平臺。這四個“用好”，第一個“用好信息化訓練手段”是管總的，其余三個“用好”的核心就是“對抗”二字。各軍兵種的“品牌演訓”指的什么？即如陸軍的“跨越”“火力”，海軍的“機動”“藍鯨”，空軍的“金頭盔”“金飛鏢”等，其對抗的激烈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而中外聯演聯訓聯賽，火藥味一年比一年足。
在朱日和采訪，看到不少“紅軍”官兵對敗給“藍軍”不服氣，說：“咱們拉開架子一項一項比，誰勝誰負還不一定！”
對此，“藍軍旅”某裝步連連長年智勇對筆者說：“我個人感覺，他們的基礎訓練比我們強。我們因為一場接一場地演習，至少是基礎訓練的時間不如他們長。”然而，耐人尋味的是，比武可能占優(yōu)勢的卻在實戰(zhàn)化演習中敗北了！這不能說明基礎訓練好的敗給了差的，但再次印證了清末名將左宗棠的一句名言：“素練之卒，不如久戰(zhàn)之兵。”年智勇分析說：“他們缺少的不是武藝，而是戰(zhàn)場意識不夠。”
不錯，“素練之卒”之所以不如“久戰(zhàn)之兵”，首先是差在戰(zhàn)場意識上。而戰(zhàn)場意識是通過一個個細節(jié)表現出來的。
某特戰(zhàn)旅曾多次與某國特戰(zhàn)部隊聯訓，營長劉珪告訴筆者：該國特戰(zhàn)部隊幾乎人人都打過仗，在聯訓中，可以清楚看出這種優(yōu)勢。一次預演突入恐怖分子占據的房間，中方隊員從左邊踹門進入，對方隊員從右邊踹門進入，結果裁判判中方失敗，對方成功，為啥？當時陽光從左邊照射過來，從左邊踹門，人還沒到門前，人影就先到了，恐怖分子從門縫中見到人影就會準備射擊。從這一個細節(jié)，就可看出實戰(zhàn)歷練是多么重要！
在戰(zhàn)斗中，一個細節(jié)可能決定勝負。在戰(zhàn)前，一個細節(jié)就可以判斷一個人和一支部隊是否有戰(zhàn)斗素養(yǎng)。
我軍兩支部隊曾在朱日和相鄰野營。一家住大帳篷，排列整齊；一家（原裝甲某旅）住單兵帳篷，分散無序。俄羅斯的一位將軍盛贊住單兵帳篷的部隊，說“這才是打仗的樣子”。有人問他，“何以知之？”他反問道：“你打過仗嗎？”然后解開上衣，露出毛茸茸的胸脯，指著左邊一個傷疤說，“這個在阿富汗”；指著右邊一個傷疤說，“這個在黎巴嫩”。如果稍有戰(zhàn)場意識就應該知道，戰(zhàn)地宿營必須分散配置，否則就可能被對手團滅。
戰(zhàn)場意識要在對抗中培育，打仗的本領也只有在對抗中才能真正練出來
不經過實戰(zhàn)化對抗磨練，沒有幾次被打得鼻青臉腫的痛苦教訓，即使戰(zhàn)術原則背得再熟，指揮程序走得再溜，網上模擬搞得再多，也是靠不住的。
比如，在進攻戰(zhàn)斗中，破障是一道非過不可的坎。各部隊在破障上都沒少下功夫，但到朱日和實戰(zhàn)化的演練場上一檢驗，成績大多為不及格，最好的也只能算是勉強及格。有“紅軍”官兵生氣地說：“‘藍軍’是占了防守的便宜，咱們換個位，你還敢牛嗎？”從2015年起，第一場“紅”攻“藍”防，第二場倒過來。“藍軍”進攻特別是破障情況如何呢？次次獲勝。“藍軍”某裝步連連長路林寬告訴筆者：“最利索的一次，我連破障后又攻下一個山頭，全連‘傷亡’還不到兩個班。”為啥如此利索？是因為他們找到了一套合成破障的辦法，而這套辦法是吸取了自己和“紅軍”血的教訓的結果。
在“跨越”之前的演練中，“藍軍旅”并不比別人高明。某次破障，一個連幾乎全部“陣亡”，通路也沒有開成。總結了自身的教訓，加上作為對手，對“紅軍”的教訓看得更清楚，于是一套與眾不同的破障模式在雙方教訓的土壤上出生了。首先，針對以往指揮不統(tǒng)一的教訓，“藍軍”旅長滿廣志借鑒美軍的任務式指揮方式，賦予一線連連長指揮諸兵種的全權。路林寬告訴筆者：“如果我打主攻負責破障，直接歸我指揮的至少有步、坦、炮、工、防化等五個兵種，經授權，還可以呼喚旅屬炮群和直升機。”第二，針對指揮手段跟不上的教訓，滿旅長帶著大家反復試驗，攻關克難，基本打通了各兵種之間的通信問題。“我一個連長，就配了4部電臺，對上對下全部搞定。”指揮權限和指揮手段的問題都解決了，那就能合在一起練了。練的結果，一線營、連長就真正成了能呼風喚雨的合成指揮員了。
實戰(zhàn)化對抗雖不能把“素練之卒”變成“久戰(zhàn)之兵”，但可以練出“能戰(zhàn)之兵”。訓練場上的戰(zhàn)斗文化建設，實戰(zhàn)化對抗是一個不可離開的抓手。（江永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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