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寧波市人大常委會關于修改〈寧波市文明行為促進條例〉的決定》獲批準通過,增加了“行人通過路口或者橫穿道路時不瀏覽手持電子設備”的規定。其實,為糾正斑馬線“低頭族”現象,早已有多地立法予以禁止,如2019年實施的《溫州市文明行為促進條例》就禁止“行人通過路口或者橫穿道路時低頭看手機”,違者處警告或10元罰款；去年11月,河南立法禁止行人“低頭玩手機”過馬路,違者最高可罰200元。在很多人的觀念中,走路玩手機雖不是太安全,但只能歸結到習慣問題,怎么就違法了呢?目前,我國道路交通法規中只是規定駕駛機動車不得撥打接聽手機,沒有禁止行人過馬路使用手機,對于多地立法處罰“過馬路玩手機”一事,該如何看待呢?

依法治理“低頭”現象,撐起城市文明

□特約評論員　伍里川

多地相繼對“過馬路玩手機”行為予以法律層面的制約則說明,社會苦“低頭族”久矣。如今的“低頭族”越來越多。你緩緩走在路上,可能會被他們低頭迎面撞上；你抓緊時間過個馬路,卻被他們“夾”在中間,好像你才是多余的人……反觀那些抱著手機,恨不能開啟“人體自動駕駛模式”的“低頭族”,卻一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的模樣。

過馬路玩手機,自攬風險于身,這是“害己”；這種行為,更干擾他人和車輛,致城市交通系統出現非高效運行情形,累及公共利益,這是“害人”。在蘭州曾經發生這樣一起事件:女子過馬路打電話致三車追尾,當追尾車輛的車主正陷于驚詫和憤懣中時,只見女子已經悠然走開,就好像這場人禍與她無關。事后,網友為該不該追責進行爭論,但顯然,由于在很多城市過馬路玩手機既不違法,也不違規,一如某種“瑕疵”,因而“追責”之說實際上得不到支撐。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既然折射出遺憾,就有必要正視。這也是寧波等地在立法層面展開努力的現實背景。只有在法律層面,有了“追責”的依據,那種犯了錯卻“一笑而過”的場景才能少之又少。

地方立法層面的進步,說到底,是城市文明獲得法理呼應的應有結果。過去我們呼喚城市文明,呼喚每一個人都能按照文明準則行事,為城市文明“添磚加瓦”,但我們也分明感覺到一種無奈。這就是,當我們只能反復勸說一個不文明的人應該學會文明禮儀的時候,這種勸說的實際效果并不彰顯。城市文明的推進需要方方面面的力量配合,這個過程中,離不開法理力量的加持。

立法當然不是萬能的,也不宜事無巨細都往法律的“筐”里裝。但是,立法卻完全可以讓文明規則更具張力和權威性。如果說法律是剛性的,那么文明就是柔性的,而“柔中有剛”便成為一種務實的、理性的選擇——這意味著在某些領域,城市治理進入道德倡導與法規約束并行的局面中。“苦口婆心”至此有了“不聽勸則罰”的底氣。想想看,這是多么重要的變化。

(作者為媒體人,專欄作家)

“過馬路看手機違法”,重在如何落地

□特約評論員　逄博

看手機的個人行為應當通過法律制止嗎?近日,寧波市文明行為促進條例中新增“行人通過路口或者橫穿道路時,不瀏覽手持電子設備”的規定,引發社會關注。該條例生效后,在寧波市街頭過馬路看手機將屬于違法行為。

不少人認為此舉是小題大做。看手機誠然屬于個人自由,但放在過馬路這一公共場景下,這種行為就變成了公共隱患,易引發交通事故。在公共交通中,行人、車輛、非機動車均是主體。但針對“看手機”這一行為,目前的法規條例主要禁止機動車駕駛過程中看手機,對行人、非機動車駕駛者的看手機行為未做規范。寧波市此舉既是在公共交通領域內進行合理監管,也兼顧了提高行人規范意識和填補相關法規空白。

相較于對條例本身的討論,更值得關注的是“過馬路看手機”這種行為,發生頻次多、涉及范圍廣,法規如何做到有效監管、真正落地。

首先是條例落地過程中如何界定的問題。寧波市目前披露的僅是一句簡單條例,但在落地前需要界定的還有諸如過馬路時看多久手機算違法、接電話算不算違法、看導航算不算違法等現實生活中可能發生的問題。交警巡邏檢查的方式本就有一定主觀性,如果不提前形成共識,造成執法過程無所依據全憑自主,就很容易引起爭執,偏離了立法的初衷。

其次是采取何種執法形式的問題。早前,河南、浙江溫州及杭州等地已有立法禁止行人過馬路看手機行為。根據實際情況來看,各地警力都難以支撐起對“過馬路看手機”全地域全時段的監管,導致不少人懷有僥幸心理,使得條例成了擺設。對于“過馬路看手機”監管最為嚴格的溫州,在實際監管過程中也是秉持著強化宣傳弱化處罰的方式。

城市治理既需要大刀闊斧,也需要潤物無聲。相較于其他處罰力度較大的法律條文,以“過馬路不看手機”為代表,文明規范類的城市條例在實施過程中更應該充分考慮多方因素和種種可能發生的情況。多一些人情味,如此才能實現良法善治。

(作者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學生)

立法及時值得點贊,執行到位更需期待

□特約評論員　宋守山

法律要根據社會的變化而不斷補充、完善和發展。現在一些新法規的出臺,就是根據時代發展而做出的調整,比如立法禁止“過馬路玩手機”。面對“過馬路玩手機”引發的社會問題,一些地方果斷出手,最高罰款200元。

多線程操作是目前移動互聯時代的重要特征。在碎片化時間里,同時進行多項工作,似乎是一種常態。比如,在寫作的時候聽歌,在看電視的時候瀏覽網絡信息,這都沒問題。但是,多線程的操作要分場合。在橫穿馬路的時候,如果低頭看手機,就極其危險,由此引發的交通事故常見報端。所以,隨著移動互聯網的普及,“馬路低頭族”的安全問題日益引起人們關注,對此采取相應措施,也屬正常。不僅是過馬路的“低頭族”,開車的“低頭族”也不少,等紅燈的時候我們想必都見過一些趁機低頭看手機的司機吧?那是不是也有技高人膽大的司機開著車刷手機?這些行為的確是該進行相應的規制了。

但是,“治理”的方式有很多種,“立法”僅是其中之一。立法不是目的,立法只是措施。立法要考慮到如何執行到位,這也是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訴求。相對于立法而言,如何落實更為重要,難度也更大。畢竟,作為新技術影響下帶來的新問題,是不會“一立法就靈”的,更為重要的是這些規制措施,能否對人的行為產生實際影響,能產生多大的效果。比如,僅靠“立法”能在多大程度上解決“過馬路玩手機”這一媒介技術所引發的新社會問題?如果法立了,因為缺少操作性,不僅執行起來會大打折扣,更會有損法律的尊嚴。還有,如何去查處“過馬路低頭看手機”的人?有沒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去抓現行?對“過馬路玩手機”的治理,會不會變成“一陣風”呢?這都是需要思考的問題。

所以,應該考慮一下,對“過馬路玩手機”立法禁止是一種治理方式,但是不是只有立法這一種途徑來解決呢?畢竟隨著社會發展和技術進步,我們還會面臨更多的新問題、新現象,這些都需要系統化、全面地進行相應治理,總不能每一種需要注意的行為都“立法”規制吧。

(作者為青島科技大學傳媒學院副教授、媒介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負責人)

互動留言

@浙江九恒律師事務所專職律師呂健:

我認為行人低頭屬于個人習慣,并非不當行為,更非會直接對他人造成傷害的高危行為,其潛在的危害性都是建立在他人侵權或者高危行為的基礎之上,不應當在法律層面直接予以否定性評價或者處罰。

@浙江工業大學地方法治與社會治理創新研究中心主任俞鋒:

對于走斑馬線過馬路時瀏覽手機這樣十分生活化的場景,行政管理權的介入還是應當保持謙遜的態度為宜。

@木須蟲:

國內多地已將禁止過馬路低頭看手機納入地方性立法,體現了德治與法治相結合的善意,既是為了用實際的懲罰對相關違法違規行為予以震懾,也是希望通過教育、引導、評價、監督等去涵養文明理念,培養文明行為自覺。立法本身可以讓人們認識到,過馬路玩手機是文明陋習、是違法行為,這本身就形成了一種約束。至于具體的執法和管理,則是取得法律依據后的漸進豐富過程。

@胡建兵:

立法是十分嚴肅的事情,必須合理評估立法預期及其社會效應,盡量減少立法的試錯成本。不然,制定一項無法施行的法律法規,只會降低其威嚴性。期待寧波相關部門及時跟進,讓新增規定落地落實,比如,征集一些志愿者上街,對“過馬路玩手機”進行監督和勸導；鼓勵人們“隨手拍”舉報,用曝光來代替處罰可能會取得更好的效果,因為相比小額罰款,更多人在意的是“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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