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偉東

自1996年品牌開張以來，碟中諜系列一直是全球電影觀眾的一道視覺大餐。除了聲畫奇觀，碟中諜系列還滿足了觀眾正義必勝、邪惡必受懲罰的樸素道德愿望。湯姆·克魯斯塑造的伊森·亨特形象，與正義聯盟、鋼鐵俠、蜘蛛俠、007詹姆斯·邦德一樣，是美國文化工業(yè)的重要形象擔當，高居在人類正義代言人的文化英雄之位。碟中諜系列也因此成長為現代電影工業(yè)重要的文化符號之一。

選擇了一個時髦的對手

(相關資料圖)

模式化或套路是類型片的精髓，也是快餐文化的特點。碟中諜系列屬于間諜（偵探）片類型，是英雄歷險模式加災難拯救/危機破除模式的復合體。相比于前幾部的病毒危機、核彈危機、世界大戰(zhàn)危機，《碟中諜7：致命清算》的任務更加宏大，也更具涵蓋力：無所不在的超級AI造反了，試圖統(tǒng)治人類。這是一個更關切我們日常生活，也更富時代感的領域。《碟中諜7》選擇了一個非常時髦的對手。

隨著人工智能的發(fā)展，各種智能機器人已經不僅僅出現在科幻電影和漫畫里，正逐漸進入大眾的日常生活。尤其最近，ChatGPT開放了源代碼，平臺服務向普通用戶迅速普及，不但引起文字行業(yè)的無限驚恐，也讓社會科學研究界捶胸頓足，深感即將被替代的危機。機器人統(tǒng)治人類的危機似乎如此切近，轉瞬即到眼前。

電影主題仿佛配合國內沸揚一時的關于人工智能的討論，確實是很踩節(jié)奏。本片無疑會在我們思考如何防止技術至上、保護人類精神生活的自主性問題上，達成更穩(wěn)定的文化共識，具有了某種文化普及的意外效果。雖然“科技統(tǒng)治人類”這個話題在好萊塢電影工業(yè)中早已經不是新鮮項目，但碟中諜這道大餐卻與當下AI引起的精神和社會危機同頻共振——其制作團隊對人類文明危機感的捕捉的確敏銳有力。

思路恍惚離題萬里

受眾的期待具有相當的黏性，決定作品的發(fā)展和走向。作為全球電影業(yè)知名IP，碟中諜系列世界范圍的粉絲群決定了阿湯哥要有足夠好的動作表現，作品要有足夠大的場面。以往的徒手攀巖、摩天大樓飛降、直升機搏斗等名場面，既為本系列掙足了看點，也提高了觀眾的胃口。同樣基于前見和思維定式，《碟中諜7》不會讓人期待它能像《2001太空漫游》《飛向太空》一樣，給人類在高科技問題領域的思考帶來吉光片羽，但強大AI的破壞力量還是會激起觀眾體驗和見證的渴望。然而遺憾的是，《碟中諜7》的思維導圖著實讓人一頭霧水。即便是這一高水平的團隊，在如何解決這個危機的問題上似乎也沒有共識，最終的選擇竟然還是阿湯哥敏捷的身手和拳腳。隨著阿湯哥老去，場面不能保持宏大是碟中諜系列一個潛在的危機。阿湯哥鼓舞奮進，不斷地親力親為，探索人類體能的極限，感動著全球的觀眾，也成為本系列一個吸引人心的賣點：這次阿湯哥會玩兒出什么挑戰(zhàn)極限的花樣？但此次阿湯哥的英雄身手卻讓人覺得沒有用對地方。

與以往不同，此次阿湯哥的對手是有了自我意識的AI。從設定情境來看，仿佛阿湯哥要同小號的上帝作戰(zhàn)。看過《鷹眼》《黑客帝國》的觀眾都知道，人工智能強大起來有多么可怕。可是從這部作品來看，除了序幕中AI戰(zhàn)斗力的驚鴻一現，造反起義的AI竟選擇隱身幕后——不是用自己無所不在的天眼來制造麻煩、調動力量、陷害對手，而是選擇了一對人間代理人來執(zhí)行截殺任務。所以，時刻期待人工智能奇觀的觀眾會有奇異的觀影體驗：除了一如既往的摩托、跳傘、變臉、車頂斗技、鬧事飛車、危機倒計時等，最致命的武器竟然是拳腳，AI仿佛睡大覺了似的缺席了。神偷手美女與大反派的生死對決，采用的竟是古典斗劍的方式。這里非但沒有高科技、人工智能，反而直接回到冷兵器時代。于是吊詭的一幕出現：本應無所不在的AI功力蓋世卻隱而不顯；身藏AI絕密的人間代理人拼死戰(zhàn)斗在第一線，即便是控制火車這種橋段也采用大鐵锨來完成，完全是體力活，沒有任何智力因素。為追求動作和場面的視覺刺激而設計的打打殺殺進程，讓人工智能的挑戰(zhàn)顯得滑稽而平庸。這再一次證明了研究者所說：類型是一個支架，它可以是賜福，也可以是詛咒。

市井美女能否帶來驚喜

意大利文化學者艾科對詹姆斯·邦德故事所做的結構分析，同樣適用于碟中諜系列：英雄、老板、壞人、女人。碟中諜系列前幾部，女性無論是作為朋友還是敵人，存在感都不強，裝飾性遠大于實際功能。可能是為了增加親民性，也試圖開放阿湯哥拯救世界任務的人類參與門檻，本片引入了姿色尚可、略有拳腳、偷竊手法專業(yè)細膩的女飛賊共襄盛舉。上一集的神槍手美女半場悲慘出局，神偷手美女接手顏值擔當。為了加強女性存在的戲劇效果，新美女被設計成為阿湯哥重要的行動助手，甚至成為推進情節(jié)進展的關鍵節(jié)點之一。

作為沖突戲劇化的一個因素，新面孔美女的出現降低了男主角霸屏造成的視覺體驗上的單調、重復和刻板，提高了作品的可視性和娛樂性。同時，新女性角色的背景設定也簡化為：孤兒。從角色含義上，孤兒和扒手基本指向的是社會底層，至少是非主流階層。女性身份更加強了此角色的標簽化意義。在打破男性和精英壟斷的意義上，也提供了底層參與人類歷史的體驗。

大片的任務在于帶領我們超越日常，體驗英雄的奮斗和激情。本片中神偷美女似乎也被“為人類而戰(zhàn)”的壯舉打動，向英雄立場妥協，選擇化敵為友，同生共死，從而把抗擊智體威脅提升到一個人類事件的高度。當然，能取得這么大的轉變，利益考慮和道義掂量都不能缺少，英雄的男性魅力也若隱若現。但從情節(jié)邏輯來看，神偷美女無論是參與歷險的動機還是效果，都略顯牽強。市井美女能否成為本片亮點令人懷疑。

通過碟中諜系列電影，湯姆·克魯斯已經成長為全球性的拯救人類的文化英雄。然而，作為一個普通觀眾，在欣賞了這些宏大的視聽場面、炫目的打斗、正義戰(zhàn)勝邪惡的快意恩仇之后，我總是忍不住會想起《大地雄心》結尾，美國西部草原的長草高天間，克魯斯飾演的那個移民青年，正滿臉含笑、策馬奔馳，準備在荒涼的大地上一展宏圖。

（作者系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