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衛組織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而剛剛過去的五一小長假，中國的消費和出行總人數都達到甚至超過了2019年的同期水平。世界在翻開新一頁，中國的這一頁尤其令人躊躇滿志。
然而2019年不是我們的目標，我們必須邁上更高臺階，這是全國人民、尤其是年輕一代的強烈期望。
仔細觀察，疫情給我們造成的除了明面損失，還有一些“內傷”，這種“內傷”首先是一些地方和部門對責任以及“一失萬無”的恐懼。疫情期間根據當時的需要實施了一些強管制措施，當時有的官員怕出事擔責，搞“一刀切”甚至層層加碼成了習慣。今后可以重新放松管制，把推動發展、營造活力真正放到社會治理的突出位置上嗎？一些地方顯然存在猶豫。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一位走南闖北且非常可靠的朋友近日向老胡吐槽，講了他觀察到的一些場景。
比如他經常出入南方一個現代化大型國際機場，疫情之前中國公民和符合條件的外國人從該機場入境，幾乎達到了無縫狀態，護照掃描加上指紋或人臉識別就夠了，出入非常自如。但是開放已經近半年了，該機場境外航線通道上的的所有自動設備都還處于關機狀態，來往旅客像十年前一樣排隊。另外，海關還給加了一道程序：海關健康申報表。這是網絡技術之前的入境表格，他實在想不出來這個申報表在疫情之后還有什么實際作用，因為上面要填的信息就是你從哪里來，到哪里去，這些信息航空系統里早已存在。為了掃二維碼填這張表，出入造成堵塞，有時排隊要整整一個小時。
▲今年早些時候在北京機場的旅行者（圖源：彭博社）
他還舉例說，因為工作需要，他經常要出入南方某個頂級大學，因為在那個大學里他們有合作項目。疫情期間大學的門關了，嚴格控制進出，有當時的必要。然而現在那所著名大學仍然保留了非學校員工和學生進校提前申報的機制，造成了大學和社會某種程度的繼續隔離，不僅老百姓進入大學變麻煩了，連科研項目的校外合作者進入大學交流也降低了效率，推動高質量發展無形中增添了一個負面因子。
這位朋友說，他近來跑全國各地，也去了境外，親身感受到各地都非常渴望把經濟大幅振興起來，地方政府搶項目的勁頭是他見過的最旺盛時期。他接著氣憤地說，但是有一些人有意無意成為了高質量發展的阻礙力量，他們或者不想放棄疫情期間獲得的特殊權力，或者繼續玩“一刀切”，能嚴不松，只要自己不擔責，社會發展快慢與我何干？
這位朋友所說的“疫情遺留”現象恐怕不是個別的。疫情期間，我們的社會管理因當時需要驟然變嚴，現在疫情過去了，很多人都感覺那種嚴格形成了一定慣性，首先思想上就放松不下來，在一些地方和機構里形成了“管得越嚴越好”的傾向。疫情期間一些機構因特殊原因超長加班，在那之后超長加班似乎成了常態。還有過去幾年變繁瑣了的各種請示和審批制度也似乎回復不到從前了。所有這些在不同方向上緊了一部分或者一點，但合起來就可能阻礙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寬松和釋放。
▲北京CBD（圖源：新華社）
經濟發展一定是與思想解放和環境開放成正比的。我們中國今年經濟發展肯定能比去年上一個臺階，成為主要經濟體中最好的一個。但我們需要走得更快，真正重振2019年之前的高質量發展雄風。為滿足國內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新渴望，我們需要這樣做。強化對外競爭和博弈能力，同樣需要我們實現更快增長。從去年底到今天，中國中央政府領導國家走出疫情的行動可謂大刀闊斧，希望我們社會上的所有人都從思想上真正走出疫情，擺脫它留給我們的無形負擔，朝著未來輕裝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