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曉蘭
編輯|毛翊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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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誰？
“我是誰？是孩子，是朋友，是同學，是學生，是蕓蕓眾生。我有多重身份，我有不同責任，但我也是一個獨立的人，不過我沒有怎么在意我是誰，我只是來人世間玩的。”
——廣西某縣中一女生
在PEER空間，想要傾訴的學生太多了，可聊天時間有限，研究員黃婷想到，干脆讓他們寫出來。她拋出30個主題，關于自己、家庭、學校、未來。“我是誰”——簡單的三個字，排在最前面。大部分人都犯了難：性格？感興趣的東西？黃婷發現，好像很多人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
“真的太難了”，有個高二男生想了各種辦法，最后只能問同學，我是怎樣的人？得到“聰明有天賦”的反饋，他驚呆了，覺得感動。他成績倒數，被班主任稱為“班級毒瘤”，室友的家長也對他不滿，說他帶壞其他同學。
他有次在網吧玩英雄聯盟，抽著煙，突然問黃婷，“姐姐，你有沒有覺得我是個爛崽啊？”黃婷認識他時，他剛被要求停課一周，只能回家，不得出入學校。他覺得是作為“毒瘤”被班主任針對了，自己前一周根本沒帶手機。
后來，在廣西的這所縣中里，大約有30個學生嘗試參加寫作活動，只有一半人打卡完了所有話題。要考試，不知道怎么寫，發現“了解自己”這件事沒想象中有趣……這些造成他們半途而廢。
回憶起來，黃婷覺得“我是誰”這個話題對學生太寬泛了，他們對自我的了解非常不全面，依賴外界的評價，又被成績武斷地框定，面目模糊。有16歲的女孩就說，自己是個“無限大的透明的東西”，被家庭、學校涂上層層染料。
●某縣中的學生。講述者供圖
黃婷還問過很多學生，你覺得你是不是“小鎮做題家”？很多人直接否認，理由讓她意外：“做題不牛逼，成績不太好”——他們覺得自己不配當做題家，非常羨慕這個人群。“爛崽”就說，“要是（做題家）就好了，現在上個大學都這么難。”
三位研究員在他們最終的調研報告里寫道：在成績的衡量下，學生也在一次次的區別對待中，內化了外在的評價體系，進行制度性自我放棄。有個混不吝的男生成績較差，自嘲的話常掛在嘴邊：“學習學個屁，老子以后就他媽上工廠擰螺絲。”同學大笑，給他起外號“三和大神”。他倒是很開心，跟陌生人見面自我介紹，“我就是那個三和大神”。
一個性少數男孩給自己貼上“渣男”的標簽，他高一談了個女朋友，很快分手了，當時他對同性好友有感覺。但在學校的氛圍里，有同學會說“同性戀真惡心”，他還不能接受自己的性取向，周圍沒人可以傾訴。感到壓抑時，他嘗試過抽煙，但太嗆了，沒學會。
男孩高考完，眼見自己的哥哥被催婚，喜歡的好友也被準備彩禮，感到了年齡焦慮。這些學生家長按照“社會時鐘”生活，也對下一代抱持常規生活的期待——18歲高中畢業，去打工或讀大學，22歲畢業后工作、結婚。縣中之后，他們的軌道被指向能獲取安穩生活的職業。
研究員馬嘯想在他所在的湖南縣中開展職業生涯規劃課，沒料到這么難。學校不支持，也不反對。幾個研究員都觀察到，在縣中，未來是不被描述的，一切都等高考后再說，其他都是空想。
他站在高一高二班級的講臺上宣講，覺得學生看自己“就像看馬戲團表演”。全校來了近百人，上了6節課，只剩下一半學生。他給大家做性格和職業傾向測試，測出園藝師、插畫、土木工程等職業和專業，學生不太懂是什么。
●馬嘯辦的職業生涯活動。講述者供圖
無論是縣城公務員，還是農民、手工業者家庭，父母大多向研究者表達，希望孩子將來進體制，當老師、醫生等。有做木匠的家長感嘆，這些工作“天一亮就有錢”，可以坐在辦公室吹空調。很多學生也聽從意見。
三位研究員共深入接觸了90位學生，他們絕大多數相信，“高考是中國最公平的制度”，考不好是自己不夠努力，能力差。一個二次元女孩愛看動漫和耽美小說，也喜歡美劇、漢服、烹飪、唱歌，最后這些愛好在升學、應試面前都要退讓，但她仍然認為高考作為人才選拔制度，高于個人對生活的自由選擇。
她跟研究員說，“我們高中在學的這些，是在幫助國家篩選需要的東西。我們不能太自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們就像是一河床的沙，只有撈上來了才知道是鉆石、石頭、還是沙子。”
抑郁“特權”
“有時總會記起原生家庭的痛，痛的（得）死去活來。就像今年我一直在想，如果少點阻力會不會好一些，回想自己的藝考生涯總感覺是命運在為我嗚咽。但是又感覺自己真的很無能為力，哪怕是一個所謂的正常人，也可能會承受不住……”
——廣西某縣中患抑郁癥的高五男生
學生在縣中這個小社會里，成績近乎直接影響著一切，包括他們的人際關系。成績差不被老師重視，但成績好也會成“討嫌鬼”。有男孩是男生中的第一名，但搞衛生時同學不跟他一起，在宿舍里用撐衣桿會被指指點點。有尖子生人緣很好，但沒有朋友，跟同學交流就像商務會談，別人都在附和他。
一個成績好的女生，因為好友突然跟她關系鬧僵，感到困惑又痛苦。她跟老師和家長傾訴，反被說：你就是閑的，要是好好學習的話，哪有時間煩心？
同學間存在競爭關系，他們怕講出心事會被泄露秘密，于是走向PEER空間來傾訴。這里類似大教室和圖書室，有樂器、課外書，也能看電影，除了長期志愿者，還有短暫停留的研究員。
●某縣中PEER空間里的書架。講述者供圖
起初，研究員們苦惱怎么跟學生交流，如何回應，黃婷還因為溝通問題收到過學生的差評：有學生問她問題時，她不喜歡直接給出答案，反倒問學生怎么想的。這被理解為傲慢——心里有答案卻不明說，讓二者處于不平等的關系中。后來，他們發現，學生其實很多時候并不需要建議，只是想傾訴，而且長久形成的觀念也無法被改變。
馬嘯記得，有好幾個同學跟他說自己患抑郁癥，有人躺著什么也干不了，有人自殘、試圖自殺。周圍人大多不了解抑郁是什么，有家長覺得孩子精神不正常，怕被人知道丟臉，自己帶去省會城市就醫，療程沒結束，說是藥三分毒，不讓孩子吃了，沒想到反應更嚴重。
一次，馬嘯所在的學校發生了跳樓事件。由于手機被沒收，一位高一男生在教學樓輕生，但中途后悔，被救了回來。第二天，男生就收到了退學的通知。他后桌的同學告訴馬嘯，男孩獨自留守該縣，在學校也沒什么朋友，手機被沒收，“幾乎是毀了他的世界”。
學校開除男孩的理由是“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影響”。很快，各班設置了心理委員和安全委員。“挺恐怖的，讓同學去檢舉同學。”馬嘯說，這些人發現哪個同學不太對勁，趕緊告訴老師，老師就把那名學生送去心理咨詢。
研究員們震驚之余，想不到辦法介入。對待學生的心理問題，學校領導出于管理的角度，不想出事。但全校三千多人，只有一兩位專職的心理老師。
同在湖南，研究員王旻若對另一個男生印象深刻。那是副校長的兒子，人稱“少爺”，他玩樂隊，作為貝斯手在酒吧、企業表演，不愛說話。一次晚自習，男生到了PEER空間，問王旻若怎么看待自殘，獲得平和的回應后，給她看自己的手腕，好幾道疤，肉紅色的。
男生確診了抑郁癥，但沒說原因和更具體的事情。后來，王旻若得知他留級一年，重新讀了高一。
●某縣中教室內。講述者供圖
三位研究員都發現，學生排斥在學校心理咨詢。在這些縣中，心理問題被污名化，而心理老師也是“上級”，甚至會跟班主任和家長匯報情況。而且，如果你是優等生，感到壓抑想去和心理老師交流的話，反而會被取消資格。
他們接觸的一個男生就是這樣，班主任給心理老師打電話，說他不用來了，只要成績好。在老師看來，省下時間去學習，成績還能更好，成績好了就沒煩惱，不需要心理支持。后來，這個學生再也沒出現在咨詢室。
另一個案例來自黃婷所在的廣西縣中。她接觸到一個21歲還在讀高中的男孩，性少數群體，一直穿彩虹襪。他跟黃婷說，上高中后自己被性侵和霸凌過，此后接連確診抑郁癥、冠心病和腦梗，陸續地休學又復學。但在班里，他算成績好的，有次考了班級第一，“很多老師詢問我的情況，想不到我居然有這么嚴重的病，但也紛紛為我點贊”。
后來，有校領導私下叮囑黃婷：“你少和他玩，精神不正常，小心他傷害你。”
微光
“雖然我們不是很喜歡學校，把它親切地稱之為監獄，但是我們也在過機智的監獄生活，會為自己創造開心一點的監獄環境。比如太冷了，我們就帶一床被子過來窩著（學校要求學生在教室午休）。然后準備一個小箱子，里面全部都裝著零食，小奶茶、小餅干，下課就分一分，關系不好的我就不和你玩，關系好就玩。”
——湖南某縣中一個二次元女孩
聊起學校生活，大多數學生常常說“無聊”。近年來“縣中塌陷”，優質生源與師資流失，教育質量下降，這些高中為保證升學率，紛紛效仿“衡水模式”。學生每天6：30- 22：00上課，一個月放1天或2天的月假，其余每周僅放一個下午，有學校的高三學生僅放兩個小時。
起初，三位研究員對調研有些迷茫，每天線上開會討論：我們的核心論點是什么？最想傳達什么？隨著了解深入，問題有了答案——在主流的評價體系和生活方式之下，學生不被規范和馴化的生命力。
●某縣中一角。講述者供圖
黃婷是貴州人，在城市長大，高中在全市最好高中的實驗班，大學是國內Top10的名校。她一直以為自己的高中是快樂的，和同學們共同奮斗，父母包辦一切，連內衣褲都不用洗。直到這天，她走進一位縣中女生的家，才發現自己的高中過得太真空了。
那是自建房里的某個租房，推開門，客廳仿佛是直播間，堆滿了裝洗發水的箱子，沒有沙發和電視，床也是上下鋪。女孩一個人住，爸媽離婚了，媽媽放棄直播到外地打工。但女孩每周末都回來，躺一躺，做做飯，放松一下。她帶著黃婷去菜市場買菜，回家做飯，洗衣服。
黃昏時，兩人上樓頂晾衣服。夕陽灑下橙黃色的光，天藍色的碎花床單微微飄蕩，整個縣城的景色盡收眼底。兩人沒有說話，靜靜地看著，掏出手機拍照片。
但黃婷清楚，這個女孩是縣中里的少數，她自主意識強，不要求成績多高。這一點點縣中里的微光，多數時候還是在與被吞噬做對抗。
研究員王旻若所在的縣中，一個女孩在學校獨來獨往，看起來很靦腆，在QQ空間里卻是話癆。因為看玄幻小說，她夢想成為少年作家，處女作是個逃婚的大小姐去開當鋪的玄幻、言情故事。現實中，她是高中里的后進生。作文要寫議論文，她也無法發揮。還沒上高二，她就沒時間讀書了。
看閑書是不被鼓勵甚至禁止的。有老師不讓學生到PEER空間看書，怕耽誤看教科書。老師們跟研究員最常說的一句話是：你幫我好好調查他們，為什么不好好學習？
有一次，王旻若看到一位尖子班的班主任突擊檢查課外書，沒收了四大摞，憤慨地發朋友圈：“今天的一切都在顛覆我的三觀，被表象所迷惑，可笑至極。”被收的書有耽美小說、雜志、心理學書籍，也有散文，還有《紅樓夢》——按高中語文新課標要求，學生是要整本閱讀的。
●某尖子班班主任在“收書行動”后發的朋友圈。圖源報告
在被監控的緊張生活里，社團形同虛設，體育課自己玩，很多時候手機是唯一的娛樂載體，但不被允許帶進學校。學生們將它藏進鞋子、牛奶箱，寄存在校門口的小賣部，用盡辦法偷玩，打游戲，聊QQ，刷短視頻。有人認真地看著“自主學習作業本”，扒開封皮，才發現是本網絡小說。
談戀愛也要躲藏。王旻若看到，學校管理條例明白地寫著“嚴禁學生談戀愛”。校園里監控無處不在，除了PEER空間——有學生認為這里是高壓生活里的庇護所。也曾有班主任沖進這里，想抓住偷偷戀愛的學生。小情侶們再次玩起貓捉老鼠的游戲，熟練地走向監控的死角，比如走廊的角落、操場觀景臺側邊、科技樓大廳的柱子邊。
有男生被小圈子戲稱為“毒舌小gay”，因為走讀晚自習后能拿到手機，他每晚刷幾個小時的帥哥、肌肉男視頻，玩抖音3年，給10.4萬個視頻點了紅心。在報告里，他對暗戀的敘述最為坦誠。
他兩次愛上直男，主動出擊，都失敗了。但他仍單戀著同學小P，常傾訴對他的思念。有一陣，他把看到小P作為每天的必需品。“他明明知道我喜歡他，我看他的時候他還會回看我，就盯著我，搞得我每天胡思亂想。感覺他是在喜歡我，但感覺又不可能。”他詢問研究員該怎么辦。
他要青春無悔，搞點讓自己印象深刻的事。他上網訂做了小P的頭像，印了對方七八十張照片，定制的筆、手環也刻上心上人的名字。小P也成了他學習的動力，他在桌上掛了牌子——“上課多聽一分鐘，小P給你當老公”“上課別睡覺，小P陪你笑”。他說，有幾節課很困的時候，瞄到牌子頓時清醒。還是要靠男人督促自己啊！
●“毒舌小gay”和女性好友傾訴對小P的單戀（上、下為他的字）。圖源報告
廣西縣中的“爛崽”也談戀愛，但在他的說法里，是因為無聊，就跟他抽煙和去網吧一樣。看準一個女生對他有意思，他就去表白，在一起了時時刻刻黏在一起，課間10分鐘找她聊天，晚自習后送她回宿舍，周末繼續黏在一起，直到沒有話講。他想，分手就分嘛。
他所在的廣西縣中，學校嚴禁帶手機入校。如果偷帶被抓住，學生的公開處罰記錄便會升級一個檔次。學校還引進了“教官”，退伍士兵化身高配版“宿管”，檢查宿舍，觀看監控，維持治安，要求學生起床疊被子，晚上按點睡覺，不能抽煙、在宿舍吃東西，各項都要評分。
學生有5次犯錯機會，“爛崽”已經用完3次了。到了高三，班主任再次警告他，要是考不進班級前10，就可以回家上學了。男孩清楚，“這樣就不用把我算進高考人數了，不用拉低升學率”。
路徑依賴
“回老家我的要求都能滿足——有房子住，不需要努力奮斗房子……老師難道不輕松嗎？上課那么多時間摸魚，說一句‘同學們進行自習，我知道你們會’，然后我就去搞別的。反正我的數學也是自學的。”
——湖南某縣中一名男學霸
研究員發現，走進PEER空間的學生，聊起的大多是人際交往問題，或是青春期心事。如果研究員主動問起，喜歡做什么，之后想做什么時，學生常常無法給出成型的答案。
那高考的意義是什么？面對這個問題，一個男生說起聽來的一句話，“學數學確實不能幫助你買菜，但是數學學得好，可以決定你在哪里買菜”。
高考后，那個二次元女孩報了師范，打算畢業后留省內當老師。在跟她接觸的研究員王旻若看來，這是疫情后的熱門選項，對于縣中學生而言，也是路徑依賴和現實考量。女孩自己就覺得，老師是鐵飯碗，還有寒暑假。此外，她希望自己能有力量，讓之后的學生“不要過上我現在的這種學習生活，能快樂一點”。
她原本想去上海，發展自己小眾的愛好，但擔心考不上當地好的師范院校。她將目標改為省內某211，結果高考后，父母以有親戚照應為由，又將她留在了本市某綜合性大學。
同校的一個男學霸如愿去了上海，讀免費師范生。那里宿舍大，能放得下電子琴，他可以專心搞音樂。他是反“內卷”實踐者，高中時就看不慣為了幾分瘋狂壓榨時間的第一梯隊學霸。作為“聰明人”，他以后也要回到本縣當老師，覺得不用奮斗，就能滿足生活需求，“（當）老師難道不輕松嗎？上課那么多時間摸魚……”
馬嘯說，其實這些學生并不都是一心要實現階級跨越，一定要向上流動的心態更屬于中產，縣城的家長想法很樸素，“孩子比他們好點就行”。未來不去大城市，有些人是因為擔心難以融入。
●某縣中一教室。講述者供圖
研究員們感嘆，學生都挺實際，最后都是“拿分數換學校”。王旻若看到，一方面，學生相信讀書改變命運，另一方面，他們在網上關注現實，搜索二本的就業率，不斷調整目標，甚至提前打算讀研。
王旻若在寧波讀高中時，常逛圖書館、博物館和藝術館，可以請老師輔導，用手機上網課。她一度很糾結，要不要告知學生們外面的世界，和他們深入探討高考公平和意義。她不敢鼓勵他們去反抗，學生當下求學信念堅定，太清醒反倒痛苦。
幾個研究員討論過這個問題，商量后放棄了。馬嘯也曾搖擺過。當學校甚至學生都自我PUA——說除了學習，其他是玩物喪志時，他只能告訴學生，不是的，愛好也是正經事。“我沒資格勸他們要自由探索，堅持自己，愛好是建立在生活特權上的。”
他曾統計過，在他調研的湖南西南部某縣，2010-2020年，每年大約僅有20%的當地學生能進入縣一中。高考后，加上教育質量較差的二中，全縣不足9%的學生能考取本科。馬嘯不知道，學生們的出路是什么。
“他們的選擇，和在高中說的都完全不一樣”。黃婷說，有女生為了以后回家找工作方便，報了動物醫學，去了才發現是養豬。有人后來給黃婷打電話抱怨，不知道自己在大學該做什么。有人報復性娛樂，掛了好幾科。現在，他們不得不開始“找自己”。
困惑自己是“爛崽”的男生之前想不了那么遠，反復計算自己的分數，覺得不用太高，能上二本就行。他小時候有射箭天賦，但爸爸不讓他當運動員，后來他想學編輯出版，“一直都在看小說嘛，自己又寫不出來，就去當個編輯咯”。
去年高三畢業時，他沒能如愿上二本，成績離分數線差了6分。他十分糾結，不想去大專院校，文科大專學不到東西，就業也根本沒有競爭力。他也抗拒復讀，“復讀不一定受得了”。但最后，他還是回去了，再過一年他討厭的無聊的高中生活。
（本文根據三位研究員的講述與他們的調研報告《縣鎮中學生畫像》和《縣鎮中學生畫像研究報告》整理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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