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聞博】

近日，國際金融圈的頭號新聞無疑是美國硅谷銀行暴雷。

(資料圖片)

從上周三（3月8日）開始僅僅經過兩天，資產規模超千億美元的硅谷銀行（Silicon Valley Bank，SVB）便宣布因資不抵債，被美國監管機構接管。美國股指應聲大跌，中文自媒體紛紛跟進，其中不乏大喊“第二次雷曼時刻”的鼓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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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暴雷究竟是怎么回事？真的是“雷曼第二”么？更重要的是，中國金融業是否會受到牽連？

雖然目前事態還在發展中，但是有必要靜下心來梳理一遍來龍去脈，避免沒有必要的恐慌情緒。

問題出在哪里？

首先，簡單回顧一下硅谷銀行的問題是怎么產生和發酵的。

大家都知道銀行的利潤主要來自于借貸業務的利息差，因此只要有機會，銀行是不會把客戶的存款留在自己賬上的，而是會盡量借貸出去，特別是通過購買各種債券。

硅谷銀行的主要資產與負債變化 （圖源：金融時報）

而如上圖所示，自疫情開始以來，硅谷銀行就開始面臨煩惱：美國的刺激政策帶來大量存款，而寬松政策又把利率打到幾乎為零（0.08%），手里的錢開始變多而市場上的錢更多，很難貸出去；于是硅谷銀行選擇一股腦兒地用這些錢買了各類債券，其總量高達910億美元，而且其中大部分是中長期的房貸抵押證券和美國國債。

這里解釋一下國債的一些金融屬性，具備一定金融基礎的讀者可以跳過。

簡單來說，國債就是以一定價格買入，比如95元，國家承諾購買人在國債到期時，比如兩年后償付面值100元，其中的價差5元便是利息，利率是5/95/2=2.63%。如果在到期前國債不能交易，那這種國債就沒啥流動性，持有者只能持有到期換取本息。但很多情況下，國債在到期前是可以自由買賣的，因為在金融市場上一切有價值的東西都可以買賣，國債這種非常安全的產品自然也不例外。

有買賣自然有價格，而到期前國債的價格則取決于市場當時的利率。這里我們設想一下利息上升到了3%會如何：如果此時存一筆94.34元在銀行，兩年后可得本息共100元，因此，投資人是不會接受出價高于94.34元的國債轉讓的。換句話說，利息上升，國債的市場價會下跌。而且通過類似計算不難得出：債券的期限越長，其價格受到利率變化的影響越大，當利率上升時，長期債券的價值會比短期債券下降得更快。

如果理解了以上內容，那恭喜你，你已經了解了硅谷銀行的主要問題了。

隨著去年美國利息大幅攀升，一方面，各類中長期債券的市場價值迅速縮水；另一方面，由于利息高企，市場上的融資越來越困難，存款資金自然越來越少。偏偏硅谷銀行的客戶又主要都是科技公司和初創企業，融資是這些企業的生命。

因此，美聯儲的加息政策構成了對硅谷銀行的雙殺：既給它的資產端造成不小損失，又迫使它的客戶不斷收回存款，最終導致上周硅谷銀行的技術性資不抵債，隨之而來的是一天420億美元的擠兌，使得流動性危機徹底爆發。

一年多來美聯儲的加息力度

但是，這并不是問題的全部。

以上問題可以說很多美國銀行多少都會面臨，并不是硅谷銀行所獨有，而這次偏偏是硅谷銀行捅了簍子。目前來看，導致其短短兩天內被接管的主要原因必然不僅限于此。

比如，經營業務過于單一。

作為硅谷本地的銀行，硅谷銀行所服務的客戶，自然也就集中于創業公司、高科技公司等類型的企業。這些企業在過去長達10多年的經濟繁榮中獲得了驚人的增長，這無疑給硅谷銀行帶來了巨大的業務增量，但同時也讓硅谷銀行的業務越來越趨向于同質化，換句話說就是分散風險的功能遠弱于一般的銀行。

同時，正是由于硅谷銀行的主要客戶都是類似的高科技企業，因此大量企業客戶使得硅谷銀行的客戶結構高度趨向于大客戶，也就是說大部分客戶存款都是大于25萬美元的存款保險限額。這使得一旦危機爆發，有95%的存款是不能直接被美國的存款保險保障的。

此外，銀行的風控也出了大問題。

經過2008年經濟危機以后，不論是監管機構還是銀行自身，對于風險管理的要求都遠高于以往。因此，如今在銀行內部，風控部門或者說風險管理部門，往往是獨立于財務部門，并單獨向CEO匯報的。絕大多數銀行都會設立一個首席風險官（Chief Risk Officer，CRO）的職位平行于首席財務官（Chief Financial Officer，CFO），兩者平行向CEO匯報，以保證風控業務的獨立性。

然而，根據過去兩年的監管報告，硅谷銀行從去年4月到今年1月間，有長達8個多月的CRO空缺，而回過頭看，這段時間又正好是該銀行風險迅速積累惡化的階段。雖然現在要評價CRO的缺位究竟對這次暴雷事件起到多大作用還為時尚早，但對于一家中等規模的銀行來說，這種缺位是極不正常的。進一步挖掘之下，可能會有更多內部管理和不作為的情況被曝光出來。

目前國內很多輿論把焦點放在曾在雷曼兄弟擔任過投資高管、現任硅谷銀行首席行政官（CAO）的Joseph Gentile身上，但CAO不是CEO，他只負責行政事務，并不參與投資決策和風險管理，因此僅僅因為其雷曼的履歷就言之鑿鑿，有背景歧視的嫌疑。這種“奇妙的關聯”確實是很多吃瓜群眾的興奮點，不過不能因此忽視關鍵時期長期空缺首席風險官這一重大異常。

更詳細的情況，其實從硅谷銀行每年度按要求提交的監管報告就能看出端倪。

按照美國聯邦監管法案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包括銀行，每年度都要向美國證監會提交被稱為10-K表的披露報告，這份報告會詳細反映該公司的財務運行狀況，其中自然包括各項風險披露。筆者對比了2021和2022會計年度的10-K表，注意到了兩年度中在關于利息風險的評估上存在不小瑕疵和信息缺失。

例如，在2021年度的報告里，硅谷銀行披露了在利息上升200個基點（也就是2%）的情況下，公司的金融資產和利息收入的變化預測。可以看到，硅谷銀行所做的最壞假設也不過是利息增長2%，而實際上美聯儲加息達到了4%以上，遠遠超出了風險預測的最壞假設。即使在2%的加息假設下，硅谷銀行的權益經濟價值也會向下打七折，可想而知在4.5%的加息力度之下，其資產減值會有多嚴重了。

2021年度硅谷銀行（SVB）的利息風險評估報告（圖源：2022年初SVB提交的10-K表）

同時，在危機爆發前1個月提交的2022年度披露中，同一部分的表格中卻缺失了關鍵的資產價值風險評估，這部分就像從表格里被人摳去了一般。

照理來說，這種類型的信息披露報告應當做到連續年度的信息連貫和一致性，這一重要信息缺失顯得極不正常，不知信息披露時是否已經引起監管部門的關注。

2022年度SVB的利息風險評估報告（圖源2023年初SVB提交的10-K表）

換句話說，硅谷銀行既嚴重低估了加息的可能幅度，也在關鍵年份沒有提供詳細的資產風險評估。這點聯系到CRO職位的長期空缺，可以預測在事后責任追溯上，相關高管逃不了責任。

監管上的疏失

另一個問題是，為什么作為銀行業監督標準的《巴塞爾協議》（Basel III）沒能預防這次事件？

要知道Basel III有兩個核心指標：LCR與NSFR。前者叫流動性覆蓋率，衡量高質量可流動性資產對于銀行短期現金流的支持程度；后者是凈穩定資金比率，評估按照流動性加權后的資產負債情況，其中對于長期債券的權重賦值為0。

通俗點說，如果按照這兩個核心監管指標披露，資產端大半是長期債券的SVB早就應該在流動性指標上報紅燈了。然而，市場和監管為何沒能通過披露信息提前發現問題？

關于這點，也不難從SVB的公開披露中找到關鍵：

呃……“由于資產少于2500億美元，本銀行屬于監管要求的第四類銀行，故不必遵守美聯儲關于LCR及NSFR的監管要求。”

本來，雖然Basel III作為非強制規范是針對大型的國際銀行的，但是國家在實踐中會對整個銀行業實施Basel III，從嚴監管沒有問題。但美國作為金融業游說事業繁榮的國度，監管機構便真的只對大型國際銀行“從嚴”，SVB這種地方性銀行自然成了監管死角。

金融危機又要來了嗎？

以目前的情況來看，SVB和紐約簽字銀行的關閉可以說是近期重大事件，已經震動了銀行業，并引發了對金融系統穩定性的擔憂。這兩家銀行是科技公司和加密貨幣公司最大和最突出的貸款人之一，它們的倒閉使許多客戶和債權人陷入困境。

然而，現在還很難說是否會引發更深層次的危機，影響其他銀行或市場。

目前暴露出來的資金缺口有限，美國政府和監管部門已經迅速采取了救市行動填補缺口，以安撫儲戶并防止事態擴散和危機蔓延。

美聯儲、財政部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宣布了緊急措施，以支持所有的存款，提供流動性支持，促進有序的解決和監測市場發展。拜登也表示，他會與國會合作，通過立法來加強金融監督和消費者保護。

鑒于拜登本人并不具備深厚的金融背景，估計他的決策也不會偏離目前銀行業與行業監督機構的決策建議。并且，明年的美國大選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今年的經濟形勢，因此雖然情況嚴重，但美國當局為了各種利益，也有動機進行積極協調、應對和干預，以控制損失、恢復信心。結果如何將取決于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以及是否有任何不可預見的沖擊或并發癥可能使危機惡化。

同樣，此事對亞洲金融市場及其穩定性的影響將是負面的，但還是比較有限；主要的傳播渠道是通過貿易、投資和市場情緒波動。

貿易方面，這兩家銀行是在亞洲有大量業務和客戶的科技公司和加密貨幣公司的主要貸款人。它們的失敗可能會擾亂這些行業的供應鏈、支付和融資運行，影響亞洲的出口商和進口商。

投資方面，這兩家銀行也是亞洲初創企業的積極投資者，特別是在金融技術、電子商務和生物技術領域。它們的倒閉可能會減少這些企業的資金供應，并降低其估值和退出機會。

市場情緒上，可能會削弱投資者對美國銀行系統的信心，并引發全球投資者向安全地帶逃離。這可能會導致一些亞洲經濟體的資本外流、貨幣貶值和借貸成本上升，特別是那些基本面較弱或對美國市場風險較高的經濟體。

然而，這些影響可能會被幾個因素所緩解，比如：

1.美國市場對問題的有效遏制，阻止危機蔓延；

2.亞洲經濟體的復原力，疫情基本結束后，這些經濟體都恢復得不錯；

3.亞洲貿易和投資伙伴本來就更具多樣化；

4.大多數亞洲中央銀行充足的外匯儲備和政策緩沖；

5.對黃金的強勁需求，這是亞洲投資者的傳統避險資產。

因此，雖然短期內可能會有一些波動和不確定性，但亞洲金融市場有望保持穩定，并經受住硅谷銀行和紐約簽字銀行破產所帶來的沖擊。

對中國金融市場來說，硅谷銀行的風險事件也具有相當大的參考意義。

對于經常關注金融新聞的讀者來說，想必對去年以來存款總量不斷上升以及越來越多的大規模提前還貸并不陌生。可以說，這和硅谷銀行在2020年出現存款大量增加，而同時又很難借出貸款的情況是非常相似的。

特別是考慮到硅谷銀行和一些地方的村鎮銀行在各自的金融系統中都算不大不小的金融機構，又在一定程度上處于監管的焦點之外，因此它們所面臨的系統性問題也是類似的。

雖然眼下的基本經濟和金融形勢決定了我們短期內不會出現大幅加息的情況，但是美國的前車之鑒對我國的金融業和監管部門仍具有不可忽視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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