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不到5點，王孟閣的院子里就被圍得水泄不通，十多名男青年攙扶著父母，坐在廂房外的板凳上等候。王孟閣身穿紅棉背心，脖子上掛著大紅圍巾，拿著一瓶發膠噴霧，對著一排神情嚴肅、略顯緊張的小伙子一頓倒騰。

【資料圖】

王孟閣今年52歲，是臨沂有名的相親主播。作為北方的直播電商基地，臨沂本地僅在某短視頻平臺做相親直播的主播就有將近200位。

“小伙子，站起來給大家打個招呼！”晚上6點，這些相親的男青年和他們的父母輪流出現在鏡頭前，王孟閣一一詢問他們的年齡、學歷、收入、房產、婚史，一邊快速在紙上圈出他們心儀的對象條件。

介紹完畢，等待了10分鐘，熱線電話依舊無人問津。王孟閣打破了沉默，轉頭問：“年齡再放寬五歲行不行？”“離異的可以嗎？”“帶孩子的行嗎？”多數時候，男嘉賓都干脆地點一下頭。

王孟閣的直播間。

王孟閣感慨：“找個媳婦太難了。”盡管每場直播只安排10名到20名男嘉賓到現場，不限制女嘉賓到場人數，但經常一晚上只來了一位女嘉賓，或沒有女嘉賓到場。

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男性人口為72334萬人，女性人口為68844萬人，男性比女性多3490萬人。其中，20歲至40歲年齡男性人口比女性多1752萬人，性別比為108.9。

婚姻梯度擠壓下，小城里的男性似乎更容易處于婚戀市場的弱勢。他們中的一些人決定碰碰運氣，去直播間尋找“愿意搭伙過日子”的另一半。

“00后都開始找對象了”

對趙鵬來說，到直播間來相親是一個無奈的選擇。

他的老家在臨沂市郯城縣的農村，他初中畢業后就跟著老鄉到青島務工，在青島待了14年，還沒有正經談過對象。

趙鵬在青島做水電開槽，幾乎天天待在施工現場，在剛建成的新房的墻面或者地面挖溝槽，隱藏水管和電線，很少有機會接觸適婚年齡段的女性。

只有每年過年回家的時候，母親托人給他介紹相親對象，可他不擅長聊天，常常和女方匆忙見了一面，微信上寒暄幾句便沒了下文。

和他一起在青島工作的朋友，想過幫他牽線搭橋。但聽了朋友的婚戀經歷，他覺得如果婚房女方家里出錢多，“（我）以后在家會沒有話語權，還可能被岳父母瞧不起。”而青島主城區接近兩萬元每平方米的房價，讓單日收入在200元到300元之間的他望而卻步。

2023年年初， 29歲的趙鵬決定回到臨沂工作，四年前他在當地按揭購置了一套商品房。他解釋說，受疫情影響，近兩三年房地產的工程款下來慢，收入經常壓到年底或更久才能發放，不如回老家找一份五六千塊錢的活兒干。

回家后，家里人介紹他和一位34歲未婚中專學歷的姑娘相過親，對方沒看上他。而周邊和他年齡相仿的姑娘，多數都已成家。母親比他還心急，大年初三，就幫他在王孟閣直播間報了名，2月24日才排到直播相親的機會。

距離直播開始還有30分鐘，王孟閣拉過一把馬扎，坐在廂房中間向兩側的男嘉賓及他們的父母傳授經驗：“條件放寬，利于脫單。”“門當戶對能成親戚。”“未婚的、有文憑的小女孩不會選擇普通男孩。”“離婚帶小孩的能接受嗎？（熱線）電話一響，你要不給個痛快話，人家就掛斷了。”

2月24日晚上直播開始前，王孟閣在叮囑相親者及他們的父母。

王孟閣的每一句話，都加重了在場男嘉賓的危機感。當晚，來到現場的10名男嘉賓，年齡集中在30歲左右，初中學歷的占比超過一半。

事后，王孟閣解釋說，這個年齡段來找他相親的未婚女嘉賓，基本都是大專、本科、研究生學歷，有的在大城市上班月薪過萬，有的在老家體制內有編制，“都想找優秀男孩”。而來相親的男嘉賓，大多數初高中文憑，在工廠、工地、私營企業、家庭作坊上班，工作不算穩定，單位不一定交五險一金。如果男嘉賓能放寬條件，接受離異的、帶小孩的女嘉賓，“脫單率更高”。

王孟閣的說法印證了社會學中的“婚姻梯度”理論。這個理論認為，女性偏好匹配比自己經濟社會地位更高的男性，這也導致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男性和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女性在婚姻市場中溢出。

在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楊華看來，農村男青年找對象競爭激烈，通常需要降低擇偶標準，以及出更多彩禮才能找到對象。楊華長期關注農村青年婚戀問題。他記得2020年去云貴川山區調研，當地20多歲的男青年娶40多歲、50多歲的離異女性，并不少見。

37歲的崔剛經常看相親直播間。他在臨沂蘭山區開了一家石鍋魚店，年收入十幾萬元，有一套商品房。離異后，他獨自撫養15歲的兒子和5歲的女兒。

33歲時，他在相親直播間填寫了個人資料，四年過去，只相親過兩次。第一次是在2018年，對方是帶著15歲女兒的單身媽媽，兩人處了一年對象，但他總覺得“隔著心”。“我老給她花錢，她沒朝我身上花過一分錢，感覺不是真心跟我過日子的。”第二次相親，對方沒看上他，不了了之。

而最近兩年，他連相親的機會都沒有。更令他感到不安的是，相親直播間里，“00后”都開始找對象了。“把我們這個年齡段的女青年都找走了，我們更沒有優勢了。”

在崔剛看來，當地不少年輕女性去了外地，也是婚戀難的原因之一。他解釋說，周邊熟人家里的男孩大多留在本地上班。“臨沂有機械廠、電子廠、食品廠、藥廠，物流運輸公司，雖然工作時間長，活兒臟點、累點，但（每月）掙個五六千、七八千不是問題。”因此，文憑不高的男性更愿意留在當地工作，“出去還要租房、吃喝，成家立業更難”。

而他的熟人當中，家里有女兒的，不少嫁到了江蘇、上海、北京等地，留在省內的也去了青島、濰坊等城市。“女性大都喜歡環境干凈的工作，做服務業、辦公室，但在小城市這樣的機會少。”崔剛說。

“有車有房，只是邁過一個小門檻”

王孟閣從去年農歷七月七日，正式入行做直播相親主播。在此之前，他和妻子孟祥欣以收廢品為生，倆人經常開著直播燒火做飯，和網友拉呱聊天。有一次，他在直播間提起兩個兒子的對象都是自己給找的。有人向他求助：“俺兒都三十多了，還沒有媳婦兒，你給俺介紹個行吧。”他通過直播連麥，很快說成了一對。

王孟閣和妻子孟祥欣。

此后，越來越多的人涌入他的直播間。還有不會打字、連麥的老年人，直接去到他家，請求幫孩子說媒。

再后來，他的家門口經常被百來號人圍住，來找他相親的青年，有臨沂市三區九縣的，也有從濟南、棗莊、日照等地開車100多公里找來的。屋里坐不下，他就把桌椅板凳搬到巷子里做直播，遇到下雨天，巷子里的人都打著傘，他覺得長期下來不是辦法，就把自家的菜地改造成了一間廂房。

直播開始后，相親者坐在廂房內的沙發上，相親者的父母坐在廂房外的板凳上，每叫到一個號，家長和孩子一起上鏡。

他每天都能感受到男青年們婚戀的焦慮，經常有男孩還沒到法定結婚年齡，父母就焦急地把孩子帶到他跟前，“先處著，到了年齡再領證。”

在相親直播間，“硬件條件”都被擺在臺面上，快速匹配或“淘汰”。按王孟閣的說法，成不成，關鍵看“眼緣”和“實力”。

他觀察下來，如果男嘉賓有房有車，商品房全款，收入比較高，即使在身高、性格等方面有點小短板，女嘉賓也更容易接受。他記得2015年之前，兩個兒子結婚時，都沒有準備商品房，在自建房成的家。但現在，有沒有商品房，幾乎成了男嘉賓能否相親成功的必要條件。

家住臨沂市河東區的相親主播二姐，也有同樣的感觸。據她介紹，臨沂當地的彩禮不是很重，根據男方家里的條件，從兩三萬到十多萬不等。但在臨沂市三區（蘭山區、羅莊區、河東區）購買商品房，使以后的孩子能得到更好的教育，是女方相親時考慮的主要因素。此外，女方基本都希望找全款購房的男嘉賓，不太愿意共同還貸或者給男方的房子添置家具、家電。但二姐清楚，只有一小部分男嘉賓是全款購房，“大多數人哪有那么多錢”。

2022年10月，二姐開始全職做相親主播。此前，她經營一家理發店，客人覺得她接觸的人多，經常找她幫忙介紹兒媳婦，久而久之就做上了相親主播。

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位41歲的男青年，未婚，大學本科學歷，在城區有房有車，年收入十多萬。男青年因為老家在農村，年輕的時候想先立業再成家，等硬件條件都準備好了，年齡也大了。

“他想找一個年輕的，但人家嫌他年齡大；他想找一個和他年齡差不多的，但生孩子是個難題。”二姐通過相親直播間給他牽線過十多位女嘉賓，一直沒遇到合適的。

相親不順利時，男青年也會找二姐復盤：有一個離異沒有孩子的女性，見面吃飯挺好的，但聊天話題都是“吃了？喝了？”沒有共同語言；另一個離異但孩子跟著前夫的女性，要求工資卡放她那里；還有一個離異帶著女兒的女性問：他家有兩個臥室，以后如果生的是男孩怎么住？他說：“你姑娘不就大了嗎？在外面住校了。”女方生氣了，覺得家里沒有她姑娘的位置。

36歲的張晨，也正在為“生活壓力大”和“婚戀難”兩個相互作用的問題，感到苦惱。

張晨老家在郯城縣的農村，2013年，本科畢業后，他留在臨沂市的私企做會計。大學期間，他曾經談過一個家在臨沂當地的女朋友，臨近畢業，對方父母嫌他沒房沒車，切斷了兩人的聯系。

2014年，張晨靠著父親在村里做木匠、到磚廠打零工、給別人蓋房子當小工，和去南通廠里綁扎帶攢下來的錢，勉強付了10萬首付，貸款40萬在臨沂買了商品房。但每月五六千元的收入，扣除五險一金，還完2000元每月的房貸，他幾乎攢不下來錢。

房貸壓著一家人都不敢松懈。他記得，疫情之前，父親經常早上三四點起來到青島的人才市場排隊，他做過木工、刷漆工、架子工，一度為了省錢，住進月租200元的群租房——在陽臺打地鋪。而母親老花眼不嚴重的時候，經常在晚上編草帽，一頂賣幾塊錢。

張晨的婚事是父母的心病。為了攢錢，他們甚至舍不得給自己買350元每年的“新農合”（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張晨只好偷偷地替他們交了。

在他看來，現在男青年在臨沂有房有車，只能算是邁過了“一個小門檻”。家里有幾套房，有幾輛車，收入到手多少，父母有無養老金，女方都會考慮，擇優選擇。

相親的次數多了，他的心態也從“要好好表現”轉變為“盡人事，聽天命”，“被打擊夠了”。

直播間里不太平

有人在直播間牽手成功，有人“屢敗屢戰”，也有人遭遇了謊言和騙局。

45歲的石磊，是臨沭縣人，在臨沂做物流貨運司機，十多年前離了婚，一個人將18歲的兒子拉扯大。這些年他靠跑物流的收入，購置了一輛面包車，和一套羅莊區的商品房，并在2021年還完了房貸。

房貸沒還完的時候，他沒時間找對象。這兩年房貸還清了，兒子高中住校，他一個人在家冷冷清清的，希望找一個生活上的伴兒。

去年10月，他第一次來到王孟閣的相親直播間，坐在鏡頭前不超過20分鐘，就有女嘉賓撥通熱線電話。但當他主動聯系對方時，女方稱自己缺錢，讓他先轉兩千元。石磊回復：“誰不缺錢，錢不是搶來的。”對方告訴他，“不給錢就不用見面吃飯了”。

石磊有些納悶，今年年初再次報名參加直播相親。2月24日，他與一位家住羅莊區，種大棚為生的女嘉賓牽手成功。女嘉賓在熱線電話里說，自己只有一個16歲的女兒，下播后，卻告訴他，還有一個已經結婚的大女兒。他覺得對方不誠實，交流意愿也不高，“我跟她說話，她到了晚上9點才回復，說要睡覺了，沒有時間，白天要種大棚”。

在石磊看來，在直播間里找對象，彼此不知根知底，對方可能騙錢騙吃騙喝，也可能隱瞞了部分真實信息。

類似情況王孟閣也遇過。他說，有的相親者在講自身條件時，會“添加一些水分。”

為此，王孟閣要求報名相親的人都要出示身份證、戶口本等有效證件，如果有過婚史，還要帶離婚證。此外，在他的直播間里，相親者和父母需要一起出鏡。

王孟閣直播間的承諾書。

但他發現，有的相親者會找同事或者去人才市場雇一個老頭、老太太冒充家長，美化家庭條件， “但在互聯網上，紙包不住火，一上鏡認識他的人看到，自然露馬腳。”

王孟閣坦承，媒人很難一一核驗相親者的房產、收入、工作單位等信息，“牽線搭橋舉手之勞，合不合適需要自己把關”。

愛情與“搭伙過日子”

“搭伙過日子的人行嗎？”

“行。”

同樣的問題，我問了在王孟閣農家院見到的十幾名相親者，得到的是相似的答案。

張晨說，自己期待的另一半要“溫柔，對家人態度好，脾氣不急躁，兩個人有共同語言。” 但坐在直播間相親的25分鐘，他一個要求都沒有提，“不敢提條件，一旦設限更找不到對象。”

平日里，張晨喜歡看歷史、哲學、國學類的書，也愛看罪案題材的美劇，寫過30萬字的玄幻題材小說發在小說網站上，“靠點擊量賺了100多塊錢。”此前相親的時候，他曾想過和對方聊一些文學或影視作品的話題，但他發現，相親對象通常對這些不感興趣，有人直接問他：“這跟我有什么關系嗎？”

后來，他很少再提自己的興趣愛好，“說一點現實的事情，說其他事情，別人覺得你空想。”

對于婚姻，他有過向往。但他也承認，來相親直播間，更大的壓力來自父母。他記得，大學剛畢業的時候，母親就去買棉花親手給他縫制了結婚用的大紅被子，每年過年出太陽了，母親都會把被子拿出來曬一曬，像是提醒他“還有任務沒完成”。

平時，父親在臨沂打工，母親一個人生活在農村老家。母親不好意思出門拉呱，怕別人問：“你兒子怎么還沒成家？”父母有時埋怨他：“讀那么多書有什么用？”“你看誰誰家的小孩都上學了。”58歲的父親依舊在拼命接活兒，在臨沂市的農貿批發市場找了一份送貨的工作，一年有七八萬的收入，想要幫襯他早點成家。

張晨不想讓父母失望，所以在父親幫他報名直播相親的時候，選擇了順從。他說，自己心里想找一個合適的人再結婚，但父母等不及，“說出來很容易激發矛盾。”

2月23日，張晨在直播間相親時，有一名39歲在攝影館工作的女嘉賓撥通了熱線電話。2月26日，他們一起約了一頓晚飯。張晨覺得，“這次有希望，但還在接觸。”

而趙鵬離開直播間后，迎來的是母親的一頓牢騷。母親批評他，在直播間里表現不夠好，身子沒坐直，還總是亂動。他在25分鐘里，沒有等來期待的熱線電話。

他解釋說，自己不上鏡，熟了之后才愛說話。直播間的評論區里，有人勸他笑一笑，也有人揣測他是不情愿來相親。

在趙鵬看來，相親、成家好像是人生某個階段必須經歷的事情。但另一方面，他又覺得找不到也無所謂，“該努力的努力了，結果都能接受。”

而崔剛和石磊，經歷過一次次沮喪后，還在堅定地尋找“愿意搭伙過日子”的另一半。他們覺得，那個生病了能夠相互照顧，晚上回家能夠說話的人更來得踏實。

王孟閣用安慰的口吻說：“殺個回馬槍來農家院，咱還給他繼續找，直到他滿意為止。”

2月23日上午11點，王孟閣的農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