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法治講壇》專欄主編 賀斌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法治周末》實習生 王雪
圖為張荊教授
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22年6月1日發布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顯示，2021年，受理審查逮捕、受理審查起訴的未成年人人數較2017年分別上升30.6%、24.2%，未成年人犯罪在數量上出現反彈并整體呈現低齡化的趨勢。
如何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已成為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難題。當前，傳統的司法模式在應對未成年犯罪問題上遭遇了不小的挑戰，因此不少專家學者提出將“恢復性司法”作為一種替代性刑事司法范式，引入預防未成年犯罪的實踐中。
那么恢復性司法是什么？在預防未成年犯罪方面如何運用恢復性司法？恢復性司法的實施過程又有哪些具體措施？恢復性司法又怎樣與傳統司法模式相結合？本期《百家法治講壇》邀請到中國犯罪學會常務理事張荊教授，將就此話題展開討論。
解開“社會死結”的“金鑰匙”
張荊介紹，恢復性司法的做法是在加害者真心懺悔和受害者原諒寬容的基礎上，由司法人員或社區村落有威望的人士主持，以“社區村落圓桌會議”“受害者與犯罪者調解會議”等方式，在加害方與被害方之間建立起特殊的對話機制。通過對話溝通，最終化解沖突，修復已破壞的人際關系，阻斷復仇、恐懼情緒的蔓延。
張荊認為，如果一些合適的案件中加入恢復性司法的內容，通過圓桌會議，侵害方真誠向被侵害方道歉，得到了被侵害方的寬容和認可，或許很多二次侵害就會被避免。
至于對于殺人等暴力犯罪案件能否適用恢復性司法？張荊通過研究認為，在滿足三個條件的前提下可以嘗試，即首先是加害者的真心懺悔，其次是被害者及家屬的寬容，第三是社會為他們搭建對話和溝通的平臺。
“發生在黑龍江的一個真實案例，恰好能說明恢復性司法在化解矛盾中的作用。”張荊介紹說，在2008年時，他來到黑龍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關押18歲以下未成年罪犯為主的刑事執行場所）進行調研，遇到了一位少年犯。少年是初三年級的體育課代表，在交學費時，因擔心錢被人搶，就在褲兜里預備了一把彈簧刀。后來，自己在上廁所時，與高中同學產生誤會，雙方發生口角。放學的路上，三名高中生拿著鐵鍬等工具在路上等他，他發現后轉身就逃。三名高中生緊追不舍，初三年級的少年最后逃進了一條死胡同。此時，他心想：“這下完了，非讓他們拿鐵鍬給我拍死不成。”于是，少年一不做二不休，便掏出褲兜里的彈簧刀，轉身刺向沖在最前面的高中男生，一刀捅進對方胸膛，造成防衛過當，失手將同學殺害。少年也被這場景驚呆了，哭著給班主任打去電話，說自己犯了天大的錯誤。少年最終進了未成年犯管教所。
在案件的法庭審理中，少年看到、聽到被害者父母撕心裂肺地哭訴，得知自己刺死的高中校友是家里的獨苗，卻慘死在自己的沖動下時，他的內心是極度懊悔。
之后，在未成年犯管教所里，少年不停地向被害者的父母寫信，表達了自己深深的懺悔之意。甚至表示出獄后做牛做馬都要去照顧這兩位老人。兩年多的信件石沉大海，而少年并未放棄……直到有一天，少年等到了一封來自被害者父親的回信。再之后，被害者的父母前來探監，認少年為他們的干兒子，彼此最終諒解。少年喜極而泣，表示出獄后兩邊的老人都會全身心地照顧。
張荊說：“刑罰被稱為報復性正義，報復性正義可以將犯罪行為折算為刑期和罰金數，但卻無法修復被犯罪行為破壞的人際關系，加害者與被害者之間仇恨、敵意、恐懼和怨恨，也不會因法槌的落下而消失。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負面情感甚至會加深擴大，波及他們的家庭、家族和社區。通過這個案例，我想說明‘恢復性司法’在一定意義上，是解開‘以惡制惡’社會死結的金鑰匙。”
恢復性司法可作為預防未成年犯罪的一種方式
張荊認為，恢復性司法作為一種以修復為中心的司法模式，與傳統司法“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懲罰模式不同，恢復性司法著重于被害人與犯罪方深層次的矛盾化解，即將重心從懲罰罪犯轉變為重建社區。
恢復性司法更加關注犯罪者與受害人之間的關系，以及犯罪者在社區中的角色和責任。其核心理念是“修復傷害、恢復關系”，旨在重建社區的人際關系，增強社區的凝聚力和自我治理能力，促進罪犯的改造，重新融入社會。
“恢復性司法作為預防未成年犯罪的一種新嘗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克服單純懲罰所可能帶來的這一弊端，使被害人得到應有的賠償，并達成互相諒解。同時，恢復性司法著重強調關切受害者的精神需要，通過面對面地溝通了解真實的犯罪人，減少因犯罪行為帶來的妖魔化想象，幫助被害人重獲對社會和他人的信任與安全感，有利于社會和諧穩定。在此基礎上，恢復性司法能更好地保護被害人和社會利益，避免形成二次侵害。”張荊說。
來自中國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會近年來的數據統計顯示，青少年犯罪人數占中國刑事犯罪人數的70%以上。
在張荊看來，究其原因，與這一成長階段的復雜性有直接關系。
張荊舉了個例子：發生在上海的一個案例中，一學生參與了團隊盜竊電動車，在案件審理期間學生得知自己偷盜的其中一輛電動車為鄰居梅阿姨的財產，內心頓時愧疚不已，希望當面向阿姨道歉，取得懺悔寬恕。起初梅女士并不同意，因為先后多輛電動車的被盜給她的生活帶來了嚴重的困擾，但后來在相關機構的努力下，梅女士考慮到該學生年齡尚小且認錯態度誠懇，還是同意了見面。后期這名學生改造良好，未再犯罪。
“上述案例說明，在青少年這一成長階段，他們經歷著身體上的快速發育和變化，但其認知能力并不能完全匹配身體的快速成長，造成了該年齡階段身心發展不平衡的獨特特性。同時，青少年開始建立自己的社交網絡，形成自己獨特的價值觀、信仰、興趣愛好。他們既想自己說了算卻發現自己經常說了不算；既想獨立又存在依賴性。這樣的矛盾處境下，就造成了其情緒的多變性，尤其是在心理上的緊張和壓力下更加容易出現情緒波動，可能會表現出反叛、孤獨、沮喪等情緒。如果此時沒有得到正確的引導，青少年們在對社會進行探索性行為時，極易誤入歧途，造成無可挽回的后果。”張荊總結，因此青少年的違法犯罪行為常常采取暴力或非法行為方式來發泄自己的情緒，形成“激情犯罪”。但其主觀惡意不深，在后續改造中較其他年齡階段的犯罪群體更具可塑性。恢復性司法能夠通過教育、訓誡、反省和心理治療等手段對青少年犯罪群體進行及時干預，取得被害人及其家庭和社區的諒解，在降低青少年犯罪重犯率、避免犯罪的惡性循環上均表現出顯著效果。
張荊認為，恢復性司法將受害人置于中心地位，重點關注受害人的情感需求，通過各種手段盡力緩解受害人的痛苦和困擾。同時，恢復性司法認為罪行影響的不僅是對受害者個人，而且還對社會造成了不良影響。因此，社區作為中立機構應該積極參與到恢復性司法的實施中來，三方共同建立一個公正、和諧、幸福的社會環境。而預防犯罪的最佳方式是對社區和公眾的教育和啟發，幫助他們更好地理解并尊重法律，從而減少犯罪行為的發生。
在接受采訪時，張荊還提到浙江曾發生一起未成年人在白天入公廁搶劫并且暴力對待受害人的案例，由于案情較為嚴重，檢察官到看守所進行情況調查。但看守所里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面對檢察官的各種詢問、安慰一言不發，甚至無視。此時，一同前往的當地社會工作者上前安撫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使其放下戒心，緩和了情緒，不僅如實供述了案情，還表示自己犯案的原因是因為家中無人看管，他獨自一人來杭州打工沒有經濟來源，無奈之下才做了錯事。
在調查結束后，隨行人員針對這名未成年犯小林（化名）進行了采訪。小林表示一開始自己并不知道說什么，也不想說，但后來當被問及：“如果被搶的人是你的姐姐，你也會像現在這樣無所謂嗎”這一問題時，他就突然很想哭。“爸媽在外打工很少管我，家里只有姐姐對我很好，所以想到是我姐被人打搶錢，我很難受，覺得自己確實做了錯事。”
“由此可見，恢復性司法在感化教育未成年犯罪者方面的效果可見一般。”張荊說。
專家建議在五個“短板”上下功夫
恢復性司法在具體實踐過程中，需要注意哪些方式方法？
張荊認為，第一，必須對整個“修復”過程進行司法監控。
雖然雙方能以非訴訟的方式恢復受損的社會關系，但這種社會關系仍然是刑法保護的特定社會關系，被告人行為的性質仍然是刑事犯罪，故司法機關必須對這種活動進行事中及事后的監控。例如，前期由公安機關搜集擬適用恢復性司法程序的犯罪行為人的情況，形成調查報告；組織過程中，要充分尊重犯罪行為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被害人及其家屬、社區代表等的意愿，同時盡量邀請多方參與，確保調解過程的規范和公平；后期跟進中，要及時跟進了解犯罪行為人的狀況，避免其產生逃避懲罰的僥幸心理；效果評估上，要對社會關系的修復成效進行考察，對犯罪行為人非真誠悔罪的，可以啟動訴訟程序。
其次，必須增強社區的參與度。犯罪行為人之所以犯罪，與自身所處環境有著一定的關系，因此要從改善其所處環境做起，努力使犯罪行為人適應正常的社會環境，才能有效防止犯罪行為人重新犯罪。恢復性司法的一個重要價值取向就是“重返社會”，故實施恢復性司法程序后，必須關注犯罪行為人的矯治和回歸工作。社區、單位、家庭等各方要積極參與，必須注重恢復環境的建設，不能一“放”了之。
當前，恢復性司法在實踐上有哪些需要完善的地方？張荊認為，要在五個“短板”上下功夫：第一，由于相關的法律法規及配套制度尚未完善，沒有統一的適用規則，導致恢復性司法在各地法院執行時出現部分問題，有的案件得不到執行；第二，適用范圍窄，有的案件不能適用，如未成年人與成年人共同犯罪，但對未成年人與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案件是否可以適用恢復性司法未作明確規定；第三，缺乏對恢復性司法的監督機制；第四，目前恢復性司法程序過于復雜，導致有些案件不能及時處理。如一些案件在被害人要求的賠償、賠禮道歉、損害賠償等問題上缺乏具體程序規定；第五，適用恢復性司法時缺少相應的配套措施，如心理疏導、法律援助等，導致恢復性司法效果不佳。張荊教授認為，這些都是亟需討論和解決的最基礎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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