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大豆的進口大國和消費大國，我國持續釋放出擴種大豆的積極信號。
3月16日，中央農辦協調推動農業農村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國家糧食和儲備局等部門，統籌考慮大豆市場供需形勢、比較效益和農民種植意愿等因素，出臺一攬子穩定大豆生產支持政策措施，形成補貼、保險、收儲協同發力的一套政策“組合拳”，多措并舉、綜合施策，釋放明確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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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政策在大豆的產銷銜接上提出了明確要求，將加快組織大豆收儲，并積極引導中儲糧集團、中糧集團等國有大型企業及規模以上大豆加工企業，與主產區市縣對接，做好大豆產銷銜接。
“一攬子支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帶動大豆增產。大豆作為經濟作物，其銷售狀況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生產積極性，因此該政策對大豆產銷銜接方面提出要求是十分必要和關鍵的，可謂切中了要害。這也和去年大豆增產后銷售情況不佳有較大關系，否則會挫傷豆農和生產企業的積極性，導致播種面積的大幅下降。”IPG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柏文喜接受《華夏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商務部研究院電商研究所副研究員洪勇告訴《華夏時報》記者：“全球大豆需求量巨大，而我國是全球最大的大豆進口國之一。我國對大豆需求量持續增長，但自給率卻較低。因此，大豆生產的提高可以減輕我國的進口壓力，同時提高我國的農業出口能力。”
持續釋放擴種大豆信號
據了解，全球大豆每年消耗量約3.5億噸，而中國的消耗量便達到約1億噸。但我國約85%以上的大豆都需要進口，我國大豆自給率僅占15%左右。
對此，絲路社會科學研究院產業發展部主任仇文旭告訴《華夏時報》記者，雖然我國總耕地面積上全球排第四，但人均耕種面積不足1.4畝，低于全球平均數。而18億畝紅線首先要保證主糧安全，很多經濟作物只能通過國內采取精細化耕種，并以輪種等方式提高閑置土地資源使用率，來實現現有土地耕種規模的穩產增量。
事實上，在2022年“擴大豆”的政策主導下，我國大豆播種面積達到了10243千公頃，比上年度增加了1843千公頃，增長率為21.7%；大豆總產量達到2029萬噸，比上年度增加了389萬噸，增幅為23.7%。大豆擴種成效超出預期，自給率提升了3個百分點。
柏文喜表示，我國當下大豆國內供給能力有所提升，但是對外依賴依然十分嚴重，尤其飼料級大豆主要依賴進口。大豆及其豆粕、豆油是肉蛋奶等優質蛋白的主要來源和人民生活的重要保障，涉及國民飯碗問題，提升大豆供給安全保障的需求自然也就促使我國近年來始終強調大豆生產。
“大豆供應穩定性直接影響著下游產業鏈，如果大豆、豆粕及豆油的供給量下降、價格上漲，將直接影響下游產業鏈的肉、蛋、奶，并且也會間接影響到可替代飼料、油脂的價格，很多國家在2021—2022年由于大宗農產品原料的價格上漲與供應不足，造成輸入性通脹的惡性影響。”仇文旭表示。
在此情況下，中央于今年再次持續釋放擴種大豆的信號，而此次中央農辦協調推動農業農村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國家糧食和儲備局等部門出臺一攬子穩定大豆生產支持政策措施，將形成補貼、保險、收儲協同發力的一套政策“組合拳”
柏文喜認為，一攬子支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帶動大豆增產；仇文旭也表示，一攬子穩定支持政策措施的出臺，意味著在農產品供應鏈的重要上游產品，政府會保持堅定的決心，以達到穩產增量的目標。
多措并舉穩定大豆生產
具體而言，此次一攬子穩定大豆生產支持政策措施將從完善玉米大豆生產者補貼政策、加大產糧大縣獎勵力度、擴大東北地區耕地輪作實施面積、擴大黃淮海、西南、長江中下游和西北地區大豆玉米帶狀復合種植示范面積、加強技術指導服務、引導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等經營主體，承擔大豆生產、加快組織大豆收儲、做好大豆產銷銜接、加密大豆生產和市場調度和壓緊壓實地方責任等十方面著手。
其中，在提升農民種植積極性方面，不僅將指導東北四省區合理確定玉米大豆補貼標準，調高大豆補貼標準，還將加大大豆金融信貸支持，支持大豆完全成本保險和種植收入保險試點縣擴大覆蓋面。
與此同時，在大豆的產銷銜接方面，將加快組織大豆收儲，指導中儲糧集團公司在黑龍江、內蒙古兩個主產區新增國產大豆收購計劃，加大收儲力度，發揮市場引導作用；積極引導中儲糧集團、中糧集團等國有大型企業及規模以上大豆加工企業，與主產區市縣對接。
柏文喜對本報記者表示，由于國產大豆成本較高，需要從產業政策和食品安全戰略的角度，從國家層面進行必要的政策平衡與補貼來保障國內的大豆基本生產與供給能力。
與此同時，他指出，大豆作為經濟作物，其銷售狀況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生產積極性，因此該政策對大豆產銷銜接方面提出要求是十分必要的和十分關鍵的，可謂切中了要害。這也和去年大豆增產后銷售情況不佳有較大關系，否則會挫傷豆農和生產企業的積極性，導致播種面積的大幅下降。
（文章來源：華夏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