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至今，多位女性在網上指證編劇史航涉嫌性騷擾，史航兩次回應后，引發的關注仍在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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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磨鐵圖書和《新周刊》終止與史航的合作關系后，5月4日，單向街圖書館和鼓樓西劇場也紛紛發文表示，將不再與史航發生任何形式的合作。
多家機構：不再與編劇史航合作
近日多位女性在網上指證編劇史航涉嫌性騷擾，史航兩次回應后，引發的關注仍在持續。
繼磨鐵圖書和《新周刊》終止與史航的合作關系后，單向街圖書館和鼓樓西劇場也紛紛發文表示，將不再與史航發生任何形式的合作。
這位被多位女性指控涉嫌性騷擾的知名編劇，曾為講述少女遭到性侵的小說《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撰寫過推薦語：“走過危機四伏的成長，我們每個人都是幸存者。”
4月30日，磨鐵圖書官方微博率先發文表示，對近日的媒體報道保持高度關注，對于各種形式的侵害行為零容忍，“今天我們已經開始對《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中的史航推薦語進行刪除，刪除范圍包括電子書、再版紙質書中的文字，以及留存在各網絡平臺中的相關內容。”
5月1日，新周刊官方微博發文稱，將密切關注此事進展，對于各類形式的侵害行為零容忍，已解除史航作為刀鋒圖書獎推委資格，“并且停止與史航的一切合作。”
5月4日，單向街圖書館在其官方微博發文表示，“我們注意到有關史航性騷擾事件的新聞，二十幾位爆料人中有受害者就在我們身邊。在此宣布，單向與史航不發生任何形式的合作。”
同日，北京鼓樓西文化有限公司也通過官方微博鼓樓西劇場發表聲明：“在知悉指控與報道的第一時間，我們已停止了和史航的一切合作。鼓樓西劇場堅決支持和維護女性權益，對于各種形式的冒犯和侵害行為皆零容忍。”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鼓樓西文化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是一家以從事文化藝術業為主的企業，注冊資本105.3萬人民幣。2016年11月，史航首次參股。
據天眼查APP，該公司最終受益人李小丹與史航本人有過多次商業合作，另一名持股股東吳思聰也與史航有過多次商業合作。
除北京鼓樓西文化有限公司之外，三人還共同投資持股上海綠色小豬文化有限公司。后者成立于2023年2月15日，注冊資本500萬人民幣，是一家以從事文化藝術也為主的企業，史航在其中持股比例5%。
天眼查App顯示，史航關聯企業6家，其中3家已被注銷，目前顯示為存續狀態的3家公司是上海綠色小豬文化有限公司、北京鼓樓西文化有限公司、無錫劍俠企業管理咨詢合伙企業（有限合伙）。
編劇史航被曝性騷擾的事還在發酵
從4月28號開始，一直到了今天，還是熱搜
整件事看上去
給人的感覺好像已經到了真假難辨的地步
但是，也越辯越明了
事情是這樣的
被控性騷擾的編劇史航，微博ID“鸚鵡史航”，喜歡玩微博的吃瓜群眾應該不少對他都有印象。人設是“編劇、文化人、影評人”。
4月26號，豆瓣有bot賬號發布投稿，稱“怎么還沒有人出來錘SH，我身邊有兩個女性都曾被他動手動腳、性騷擾過，據描述畫面巨惡心。”
27號繼續有人投稿，這次改為實名指控兩個文化圈名人耍流氓，其中一個就是史航。
28號開始，第一個指控史航性騷擾的女性現身，投稿給豆瓣bot，詳細描述了自己2019年被史航騷擾的經歷。
接著指控史航的女性越來越多。有網友說自己2018年也經歷過同樣的遭遇。
很多女性前往關注這起事件的自媒體人賬號里投稿，很多人都表示有過被摸手被親耳朵和襲胸等同類遭遇。
很快投稿數量達到二十多個之多。至于史航那邊回應了嗎？他是這么回應的。
一開始沉默3天，一反他從前只要被網友稍微反駁就掛人對罵的激烈作風，并拉黑刪除了一個來采訪的記者。
5月1日晚，史航在微博上首度給出回應。在回應中，史航否認了自己所遭到的指控，稱“情況不屬實”，但同時也說“給自己相識的女性帶來如此的感受，是我真正的失敗，十分歉疚”，并表示“正試圖找到妥當的辦法，在保護雙方隱私的情況下，還原事實”。
針對史航的這則回應，五名站出來指控史航的受害者通過澎湃新聞發布了一則聯合聲明，要求他道歉，并表示自己能提供史航有性騷擾行為的證據。
針對五名受害者發布的聯合聲明，史航于2日再次進行回應，稱：“不存在性騷擾。我和幾個當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包括有過穩定關系的前任。”并稱自己從未違背女性意愿，亦從未利用過所謂的強權地位侵犯任何人。
5月3日，編劇史航性騷擾事件中的當事人之一小默在社交媒體平臺發長文表示，歡迎您自行評判：我究竟算不算他的“前任”，“施害者”與“受害者”究竟存不存在，我和他是“沒談攏的情感關系”，還是“被摧殘的霸凌關系”。
小默在文中詳細描寫了和史航接觸以及被史航性騷擾的過程。史航在公眾場合對小默下手，小默因怕被誤會，并感到害怕，沒有第一時間反抗，這也導致史航變得得意忘形。小默表示因為自己當時沒有報警也沒有罵他，就被定為“兩情相悅”和“前女友”。她表示自己無言以對。
關于性騷擾，社會尚未建立共識
針對這一事件，澎湃新聞記者采訪了性別平等領域研究者馮媛。
馮媛認為，根據目前發聲的受害者的描述，史航多年來持續的性騷擾行為利用了一種社會性別的規范。她說：“這種性別的規范一方面就是教女性，你要變成討好型人格也好，或者擔心別人怎么看自己，在意自己的社會形象也好；而對于男性，則是‘我可能有些事做得不好，但我也是一個正常男人，我只是犯了男人都會犯的錯誤’。正是社會對于男女的規范標準的不同，形成了這么一種不平等的性別關系，讓男性成為了一個狩獵者，而女性則被當作了被捕獲的對象。如果你沒逃掉，那就是你自己運氣不好，或者世道如此。”
對于史航的性騷擾通常發生在工作場合以及與微博粉絲的私人會面中，馮媛認為，史航不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對于他這樣的文化名人，他與粉絲的互動也是他事業的一部分。而去拜訪他的所謂“粉絲”，也是出于想在這個行業發展的目的而接近業界資深人士的職場新人，因此他的性騷擾，也都是發生在廣義的職場中。
性別平等領域的研究者陳亞亞也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的采訪。她認為，史航涉嫌性騷擾模式比較簡單，也較常見。“形成這種騷擾模式，可能跟他的生活和精神日漸貧乏有關，他沒有能力跟女性建立更深入的親密關系。”“這樣的性騷擾很有代表性，因為它很常見，”陳亞亞說，“但這個事件也比較特殊，因為史航在文藝圈有一定的知名度，所以形成了比較大的輿論。”
在關于這起事件的討論中，很多人將史航與受害者的聊天記錄解讀為“打情罵俏”，認為這不算是性騷擾。對此，馮媛指出，一個行為是否構成性騷擾，關鍵在于行為的接受方。如果接受方覺得這是不受其歡迎的，那就是性騷擾。而第三方沒有資格去判斷。“有時同樣的一句話，對某些人來說是很大的冒犯或騷擾，對另一些人來說這可能是他所期待的，因此不能用第三方的標準去衡量當事人的感受。”馮媛說。她還補充說，就算受害者中有史航的前女友，在親密關系中也是有可能發生騷擾或侵害的。
而在法律方面，馮媛指出，中國最早出現有關性騷擾的立法，是在2005年，距離現在不到20年。立法中對于性騷擾的界定也并不明確，與國際標準也有一定的距離。“比如說我國法律中對性騷擾用的詞是‘違背對方意志’，這與我們所說的‘不受歡迎’‘非意愿’是不一樣的。有些事還沒有到強迫的程度，但在受害者的敘述中可以看到，這些是她們不想要的，不喜歡的，所以她們認為是性騷擾。”同時，馮媛還提到，我國的反性騷擾法還沒有得到很好的宣傳，社會缺少這方面的教育，缺少對于這個問題建立一種共識的基礎。所以很多人不理解性騷擾的定義，才會有異議。
對于性騷擾的成因，有些人認為是全社會的性壓抑所致，對此陳亞亞并不贊同。她認為，其關鍵成因是結構性不平等的問題，因為性騷擾更多發生在不平等的關系中。“性壓抑在一些個案中，可能也存在影響，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性騷擾問題的加劇，但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可以作為性騷擾的一個根源，目前還存疑，恐怕很難說明其中具有因果關系。”她說。馮媛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性騷擾的根源是權力，而不是性欲。不能用簡單的生理沖動去歸因，它體現的是一種性別權力。”
受害者為什么不報警？現實情況很復雜
對于此次史航事件，馮媛分析說，這起事件的意義并不在于讓史航馬上承認，立刻真相大白，而是能促使更多受害者直接或間接地站出來，講述她們的故事，讓很多人看到這并不是個案，而是社會文化中普遍的一種存在，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過去受害者對此類現象只能默默忍受和自責，甚至進行自我的污名化，自己經歷很多創傷。而通過這種敘事的建立和傳播，人們可以更多意識到這些現象的不合理性，過去受害者一味隱忍的局面也有望改變。
“在理想的情況下，如果能有更多的受害者站出來，更多的證據提出，那么有一些事或許真的可以在某種程度上以某種形式真相大白，能讓作惡者付出代價。不過一般情況下，揭露性騷擾最主要的意義并不在于立刻得到一個明確的所謂的是非判斷。”馮媛說，“對于一些個案來說，作惡者被解除了某個職務，或者被終止了某些合作，得到了處置。但有時候，它其實就是一種應急的處理，并不代表這就是認定受害者說的都是事實，就要完全給受害者公道。”不過，具體到這次的情況，磨鐵圖書、《新周刊》、單向街圖書館和鼓樓西劇場都聲明與史航終止合作，馮媛認為，這其中有一些機構的決定，是對于受害者道義上的支持，與那些應急性的公關切割行為相比又更進了一步，是值得歡迎的。
“這正是這類發聲的意義所在，”馮媛說，“從個案上來說，受害者需要得到理解和支持，但從更廣闊的意義上來說，希望全社會都能建立起這么一種意識。說到防范性騷擾，重點不在讓受害者如何自保，而是要讓行為人杜絕這樣的行為；要從小教育我們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子，不要只是以自我為中心，要學會尊重女性；同時要讓學校、單位和公共場所都能建立起反性騷擾的原則和政策。希望通過這樣的一些事情，有這么多受害人做出令人心疼的自我披露之后，我們能得到一些積極的成果。”
而很多人認為，受害者不應該在網上發“小作文”，而是應該報警，走法律途徑。對此，馮媛認為，這種想法把受害人的追求過于單一化了，也把我們社會尋求公正的方式太單一化。對于那些觸犯了法律，尤其是刑法，又有一定證據保存的案子來說，當然報警走法律程序，這是一個值得鼓勵的行為。“但是不止在中國，在世界上很多國家的法律中，有大量的案子，已有的證據并不能達到走法律程序的門檻，在這種情況下，一根筋地單方面要求受害者報警走法律程序，我覺得有失偏頗。”馮媛說。
馮媛解釋說，因為很多受害者都是在出其不意的情況下遭到性騷擾的，不可能有太多的證據；而有時性騷擾的發生也具有隱蔽性和復雜性，它更多地體現在雙方權力的不平等中，很難從中找到具體的證據來判定加害者違法或犯罪。
此外，馮媛強調說，很多時候，報警、走法律程序的過程本身對受害者都是非常艱難的，除了取證困難，受害者在警方或法官的問詢中很容易受到二次傷害。因此很多受害人并不愿去走這個過程。在復雜的現實面前，“動不動就讓人報警，讓人走法律程序，這本身就是不切實際的。”她說。
根據北京源眾性別發展中心2018年發布的《中國防治職場性騷擾法律與司法審判案例研究報告》，該中心從公開的五千多萬份的裁判文書（2010-2017）中僅找到了34份以性騷擾為主要爭議事實的案件，而其中大多是員工涉嫌實施性騷擾被公司解雇后起訴公司的以及起訴投訴者侵犯其名譽權的，僅有兩例是受害人提起的訴訟。而記者近期也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進行了檢索，性騷擾相關案件數量稍有所增加，但受害人直接提起的訴訟依然極少。
“另外還有一點，那就是受害人本身的意愿，很多受害人可能就是想把這個事情說出來，可能并不見得非得是要在法律上一定要達到一個什么樣的結果，”馮媛補充道，“在這個過程中，更重要的是受害人的發聲，有助于她們的自我療愈，有助于她們去打消自己的羞恥感和自責心理，從而重建自己的人格，重建自己的生活。經歷了這些之后，可以從一個受害者變成一個重生者。我覺得這可能對于受害人是更重要的。”
在社交平臺上，很多網友對于防范性騷擾提出了一些建議，例如一男一女在辦公室里單獨相處時不要關門等等，陳亞亞認為，這種建議作為對女性規訓的鏡像，變成了一種對男性的規訓，去構建一種新型的“男女大防”。“這種規訓告誡男性，你這樣做，就能避免被人揭發的風險，但這樣做可能是一種非常功利的選擇，跟尊重女性沒有必然關聯。”她說。
在陳亞亞看來，相比對個人的規訓，更重要的還是改善目前的職場和社交環境。她解釋說：“具體來說，需要從促進平等的角度來推進，如實現權力中心的下移，權力結構的扁平化，讓每一個人都有發聲空間，遭遇不平等有申訴途徑，以及都能參與到重要決策之中。這個平等的范疇也包括性別平等，包括讓其中的弱勢者免于遭受性騷擾，但并不局限于此，不是只需要建立一個反性騷擾制度就可以，可以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半島新聞客戶端綜合整理，素材來源：中國青年報、紅星新聞、澎湃新聞、新浪微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