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給全球公共衛生和經濟發展帶來沉重打擊。就疫情來說，確診病例數量是衡量其嚴重程度的重要指標;就經濟形勢來看，哪些國家最脆弱?如何“定損”?

有學者指出，在應對疫情造成的經濟負面影響時，各國主權信用評級或將起到決定性作用。

疫情給經濟造成“休克打擊”，要實現“心肺復蘇”就要向市場大量輸血，最為傳統的方式是降低利率釋放流動性。疫情暴發前，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中央銀行基準利率均已長期處于低水平，降息空間極為有限;反倒是部分發展中經濟體基準利率較高，降息空間較大。不過，在應對疫情過程中，雖然發達經濟體降息幅度不大，但投入市場的流動性卻遠遠超過發展中經濟體。

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費爾利在一篇最新論文中指出，低利率時代，發達經濟體應對疫情使用的基本是非傳統金融工具，如中央銀行擔保貸款、擴大資產負債表、放松宏觀審慎措施、限制金融機構分紅和回購等。

費爾利說，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購買美國國債和抵押債券的規模已達到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4.5%;歐洲央行7500億歐元公共和私營證券購買規模也已經占到歐元區GDP的6%。

費爾利分析，之所以能大量使用非傳統金融工具，最主要是因為發達經濟體此前主權信用評級較高。評級越高，主權主體舉債利息越低，國際融資成本也越低。美歐等發達經濟體之所以能“憑空變出”資本救市，很大程度上憑借的正是高信用評級;而歐盟內部爭論要不要以歐盟名義舉債的原因，也在于高評級國家不希望低評級國家“搭便車”。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主權信用評級較低的國家，特別是包括部分新興經濟體在內的非洲、拉美國家是此次疫情導致的金融風暴的直接受害者。即便其國內疫情蔓延得到控制，金融市場資本涌入發達經濟體、借貸利息高企都會讓這些主權信用評級相對較低的國家不容易擺脫疫情引發的經濟困境。

近年來，現有主權信用評級機制備受爭議，不少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紛紛提出打破由幾家機構壟斷信用評級的現狀。此次疫情再次暴露這一國際金融市場長期存在的問題。

除了主權信用評級，還有不少金融機構嘗試從其他角度分析疫情中世界經濟的“短板”在哪。例如英國金融信息服務機構埃信華邁公司專門編制了“新冠疫情脆弱指數”，用來衡量哪些國家在疫情中最易受打擊。

“新冠疫情脆弱指數”中最為重要的加權指標是“經濟脆弱性”，影響這一指標的主要因素包括對國際貿易的依賴程度、政府財政收支狀況、勞動力自雇比例等。嚴重依賴全球供應鏈的開放型經濟體更易受疫情直接打擊，原本負債累累的經濟體也易受疫情影響。根據這一指標，愛爾蘭、新加坡等外債規模、進出口額占GDP比例較高的國家在疫情中面臨風險較大。

綜合國內政治環境、醫療條件、人口結構和居住密度等因素，“新冠疫情脆弱指數”顯示，疫情下全球最脆弱的地區是非洲和拉美地區。

分析人士表示，美國失業率大幅上升、歐盟推出高額經濟救助計劃等消息極為吸引眼球，但這種“劇場效應”往往讓外界忽視了全球抗疫資源分配不平衡的現狀。從推動全球治理變革的視野中看，當下世界經濟暴露出的種種問題，超越了疫情本身。記者宿亮 孫鷗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