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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人們對全球經濟形勢最強烈的直觀感受，恐怕是嚴峻與不確定性。
當國內外環境發生變動，中國經濟自身也面臨較大調整，短期內預期出現一定波動也是自然現象。
中國經濟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會呈現出“無熱點有重點”的特征，重點一定要做，但要考慮用什么方法來推進，國家為主還是市場為主？
那么，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家、投資者，最關心的問題是什么？對于前者的反應，政府應如何考量？在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中，政府和企業的角色應如何調整？歸根結底，還是要回到國家和市場關系這一母題。
對于中國經濟現狀與趨勢，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教授作出的自己的獨到分析。
觀察者網：張老師您好，最近聽了您在思想者論壇和復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等幾場演講，頗有感觸，有些觀點想請您展開聊聊。關于企業擴資和政策波動問題，我注意到您在近期的訪談中多次談到。近來像減稅降費、信貸優惠等措施很多，但收效并不理想，恐怕意味著政策并未擊中企業的實質需求；所以，對企業來說，目前比較大的顧慮是什么，實質需要什么？由此，決策層應著重改善的問題和發力點在哪里？
張軍：就重要性而言，我們經常說，有些事情具有一階的性質，有些則屬于二階的。經濟學家通常把創造財富的活動，例如貿易、生產、創新等等視為一階性的，而把那些涉及管制、審批、補貼、腐敗等活動視為具有二階性質的。
現在我們出臺的推動經濟復蘇的政策，像紓困、補貼等等，大概應該視為二階性政策。紓困政策的效果不理想，說明市場主體當下更關心那些一階性的問題，直白一點就是市場恢復開放的問題，以及國家與市場的關系問題。
為什么市場主體感受到的政府干預越來越多？為什么很多政策多變、不能保持連貫性、一致性？為什么宏觀經濟的調控越來越帶有行政干預的色彩？這些問題才是企業家、投資者關心的問題。
觀察者網：就這個問題衍伸開來，想到一點即決策者如何處理好政策出臺/宏觀調控與市場預期管理的關系？打個比方，這段時間我們去觀察美聯儲加息的事情，會發現美聯儲與市場之間的“配合”打得比較好，從釋放信號到落地，相對不會出現很大起伏或突發性行業沖擊。這其中有沒有值得我們觀摩借鑒之處，同時也是今后可以加強的地方？
張軍：中國的宏觀調控跟市場經濟國家的宏觀管理存在較大區別。因為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中，政府部門在宏觀經濟運行中沒有扮演太多的角色，沒有做規劃的，沒有安排投資規模的，也沒有什么干預政策去限制發展的。經濟主要由市場機制主導，也就是由市場上的主體——包括作為消費者的家庭、作為生產者的企業、再加上投資者等，在一個穩定的法制框架內按市場制度規則來運行的。
但既然是市場經濟，總會出現總量不平衡的問題，可能因為受到像能源價格那樣的外部沖擊，或者國內某種投資熱點的形成，導致宏觀上出現總量平衡被打破的問題。這時候確實需要宏觀管理當局通過調整一些政策來干預，當然這些政策在短期主要還是貨幣政策。
從這個意義上說，美聯儲的角色也相對比較單純。因為它的使命非常清楚，首先要判斷宏觀經濟是否到了需要出手干預的地步。比如前兩年，無論業界還是學界都在討論美國通脹問題，經濟學家、首席經濟分析師以及一些大機構對接下來的通脹發展趨勢都有自己的研判。
而對美聯儲而言，也不可能先知先覺，也是這場討論中的參與者之一；更何況它本身就擁有大批高水平的經濟學家，會對形勢進行觀望和研判。最初，美聯儲的看法可能跟一些主流的經濟學家不一樣，認為美國的通脹應該是暫時性的，不會出現惡性通脹，他們的理由是通脹主要還是與疫情沖擊有關，所以不想過早干預通脹。而且，當時它們看到美國的經濟增長強勁，失業率降到歷史最低，好像各方面表現都不錯，所以并不想過早使用貨幣政策去干預這個局面。但后來的事實證明美聯儲的研判是有誤的。
但出現這種情況也很正常，事實上也沒人可以準確預測經濟現象，所以等到美國的通脹趨勢確實已經超出了預期，美聯儲意識到此前的研判有偏差，于是調整了自己的看法，決定要進入加息通道。
我們看到，這整個過程，從美聯儲最初研判那一刻起，它跟整個市場就是互動的；美聯儲會向市場主體公開自己的看法，市場主體可以及時了解美聯儲的想法，反之亦然，美聯儲也可以從中得知市場主體的動向，這是雙向互動。等到美聯儲真正決定加息的時候，議息會議的討論和表決也是透明的。
此外，美聯儲對各季度美國經濟的總體預測也會通過點陣圖這個直觀方式公布出來；也會從市場了解經濟學家或是機構的預測。其實，雙方是在不斷磨合的。
所以，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宏觀管理總體上不涉及我們提到的一階的問題。因為它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運轉，沒有一個政府部門會去不適當地干預這些規則，市場主體也從來不會擔心一階性質的政策出什么問題。
我前兩年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大意是用于宏觀調控的貨幣政策要圍繞一件事情來展開，那就是預期。因為宏觀經濟是一個會受到預期干擾的流量經濟，流量會受預期變化而不穩定，反映出來則表現為短期的需求變化，包括消費支出，也包括資本支出。在預期問題上，最怕的是形成一致性的看法，因為那樣會造成經濟的過熱或緊縮。
觀察者網：確實，政策突然性轉彎，如果沒有提前對市場逐步釋放消息，做好心理預期，很多人其實是沒有準備或準備不足的，容易短期內產生焦慮，從而導致市場不穩定。
張軍：這就是典型的所謂“政策沖擊”。從宏觀管理或經濟運行角度來講，這是最應該避免的一件事情，一定要把突然性的政策沖擊降到最低。只要不是重大突發事件發生，在正常情況下，政策還是要保持一定的連續性。
宏觀上的問題，要用宏觀的手段來調節，而不是突然把某個政策叫?；蚴峭蝗怀雠_一項新規，在市場毫無準備的情況下，會對經濟產生較大沖擊，而且對預期、尤其是市場主體的預期會有很大沖擊。預期一旦受到沖擊，不是一下子能修復回來，而且如果經常出現這種情況的話，修復就更難了。
觀察者網：從這個問題談開來，背后恐怕還是怎么理解國家和市場的關系，像這兩年社會輿論中關于“國進民退”的爭議也比較多。另一種感覺是，我們現在在談一些經濟政策時，有時會把一些政治目標或一些長期的政策性目標融合到里面去，讓外界體會到行政的聲音比較明顯。您怎么看這種現象？當然，反過來說，在目前這樣的國內外大環境之下，是不是確實對國家、政府在經濟運行中發揮的作用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它更加突出一些？
張軍：這里有幾個層面可以討論。首先，西方發達國家對我們干預經濟的看法首先來自于宏觀層面；前面我也談過了，的確我們的調控帶有很強的行政色彩。
其次，也來自于我們產業政策的做法，我們會制定中長期發展目標，布局一些重點發展的產業；一般而言，一旦確定了這些目標和產業之后，國家會在一定時期里動員很多資源。應該說，這是我們國家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一種做法，即便在改革開放以后依然存在，而且這些年其實是在加強。
那么，具體做法就是將一些規劃的指標相應分解到各行各業，最終在某一行業形成中長期目標，比如在十四五規劃中制定相應的量化指標；在目標執行過程中，基本是以政府動員資源的方式來推進，所以看上去可能并非由市場主體來推進，而是各級政府下場。
當然也會動員市場資本參與投資。在很多大型投資項目中，現在更多的做法是地方政府先搞一筆錢作為引導基金或種子基金，然后把市場上的民間資本也以某種方式吸引進來，形成一個更大規模的基金，來支持某一產業的發展。通常，政府也會把這個基金交給市場上的專業投資人打理?？傊?，不管是政府主導的方式還是政府委托的方式，反正它的運作還是市場化的。 需要討論的是，這樣的做法是否一定能成功，沒有人知道。一旦出現方向性或戰略性失誤，就是很大的風險和代價。
第三，這些年來，歐美常常會質疑中國的一些非市場經濟行為，包括最近拜登在巴厘島峰會期間提到了這一點，他的理由是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則的做法會損害到美國家庭和工人的利益。比如政府主導很多產業，動員大量資本投進去，這被認為對其他國家是不公平的競爭。這就成為一個很敏感的話題，我們確實需要高度重視，如何來處理這些敏感話題，涉及到中國與發達經濟體及其它新興市場經濟體之間的關系。
也要說一句，歐美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多半是基于他們的敘事，而并非完全基于事實。如果我們不是市場經濟，哪來今天這些著名的科技公司？如果中國一味通過產業政策來扶持企業，并且如果真的這些產業政策可以成功，那我們應該看到國有企業更成功才對啊。可是我們今天真正在國際上有競爭力的公司，哪一個是國有企業？
觀察者網：您之前在演講中提過一個觀點很有意思，大意是指在今后一段時間內中國經濟會呈現“無熱點有重點”的特征。過去，“熱點”可以通過政策刺激出來；現在，如果有“重點”，那這個重點是否必然會跟國家的政策性引導或戰略目標相掛鉤？那在此過程中，是否又會陷入前面討論的這些問題中去？我們該怎么理解“無熱點有重點”，包括前面提到的這幾組關系怎么來平衡？
張軍：“熱點”不是那么容易形成的，尤其是到了今天。從過去40年的經濟發展來看，要形成新的熱點并不容易的，傳統的熱點無非就是房地產、互聯網經濟這類。其實美國也是如此，要么房地產，要么互聯網。
但是，熱點只能維持很短的時間；而且一旦形成熱點，所涉行業中的水分就會起來，因為它本身的生產力不可能增長這么快，但估值會跑在前面，這時就會產生所謂的“泡沫”。有泡沫，就會遇到泡沫破裂的時候，有些投資者比其他投資者更早地意識到行業可能會出問題，就會撤出，而撤離使得泡沫提前破裂。
對發達國家而言，因為經濟處于穩態，潛在增長率很低，大概就是1%-2%，主要靠技術進步來推動增長，所以一旦有熱點，其實這個熱點也不可能推動生產率提高、經濟出現3%-4%的增長，只會對宏觀經濟造成一定波動。
但對中國來講，我們現在的潛在增長率還是很高的，至少在6%左右，不過目前整體經濟運行可能是低于潛在增長率的。如果熱點是靠信貸刺激，那么最后很多信貸還是流向這些容易被估值的部門，要么地產要么所謂的互聯網數字經濟。
所以，我們最重要的，還是要不斷提高生產率。像現在搞數字經濟，如果靠一下子的政策刺激，反而會妨礙數字經濟的發展，因為它會讓一些人打著數字經濟的名義去炒作概念，投機行為猖獗，最終反而影響行業本身的平穩健康發展。
我覺得，關鍵是要考慮“重點”。對中國經濟來說，無疑有很多重點，短板之處也不少，問題在于怎么去做“重點”。如果是靠國家的力量主導，把它納入國家戰略，以此希望在更短的時間里面靠砸錢進去就能有突破，那么一方面風險很大、不見得能成功，另一方面也可能擠占更多的資源。因為我前面說了一定時間內的資源總量是給定的，一個地方用多了就可能擠占其他領域的發展，所以機會成本很高，而且對金融系統也會構成比較大的危險。
所以，“重點”肯定要做，但得考慮一個問題，是利用國家的力量來推動，還是國家引導、主要依賴市場的力量來推進？如果是前者，會跟發達國家產生更大沖突，就像“中國制造2025”這一目標那樣在全球范圍內受到巨大關注。
我覺得還是應該用市場的辦法來推動重點領域的發展，補足我們的短板，而且市場機制產生的效果遠遠好于我們的想象。
中國的國內市場足夠大，人口規模超大，人才就有足夠的量，再加上資金較為雄厚，基礎設施發達，制造業能力極強，供應鏈韌性強勁，國內又有巨大的應用市場，這些條件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具備。這意味著中國幾乎占據了獨一無二的有利因素，應該更好地去調動或者鼓勵引導市場主體到重點領域發展。人多力量大，這比選擇少數大型國有企業來主導重點領域、把更多的錢投到少數企業的成功率更大、且風險更小。
試想一下，如果選擇少數企業集中投入，一旦有戰略失誤或方向性錯誤，后果不堪設想。但如果采用市場機制的辦法，可以有更高的回報率；市場更具競爭性，動力也會更強，可以有足夠的試錯率，避免更大的方向性錯誤。
安徽省亳州市蒙城縣漆園街道通過與光伏發電企業及農業企業合作，建成運行40MW光伏發電項目，并建設290棟農業設施大棚，將太陽能(行情000591,診股)發電與設施農業有機結合。圖自新華社
我之前演講時舉過光伏產業的例子，從國家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很失敗的做法，他們認為這過程中間已經失控了；但實際上花了10年時間，中國光伏產業的技術、人才提升了一個巨大臺階，可以說現在全球最好的光伏企業、最好的光伏技術、最好的人才都在中國。
有時候，我們可以換一個思路去攻克一些重點領域?？渴袌鰴C制來配置資源，幾乎是成本最低、風險最小、成功概率最大的方法，而且跟全球發達經濟體之間的摩擦也會最小。因為市場的辦法就是公平準入、公平競爭，何況我們完全具備這些條件，這些條件本身也是基于市場經濟邏輯形成的。
觀察者網：換句話說，國家和政府恰恰應該將市場中的一些阻礙拿掉，讓整個市場更流暢地循環起來，其實這也符合我們現在講的“內循環”。
張軍：而且這么做，也是在全球自由貿易體系中履行承諾，外界會更尊重你的做法，給予正面評價。尤其當我們今天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時候，在這方面更應有所警惕。
觀察者網：其實我一開始在聽到“無熱點有重點”的時候，理解偏差了，我把“重點”理解為可能國家通過引導或基于國家戰略目標去“創造”一個重點。所以我的疑惑是，這樣做固然可以創造很多重點，但廣大的普通人從這些經濟活動中的獲得感可能會變低。聽您這樣解釋之后，其實通過鼓勵更多的市場主體參與，可以有更大層面的群體參與其中，國家經濟發展與個體之間的關系也能從中得到更好的體現，換句話說個人的參與感和獲得感會更強。
當經濟發展、積累快的時候，普通人也有巨大的獲得感，人們不會過分在意差距的問題，但當經濟相對比較沉寂的時候，人們就會去關注差距拉大，這也會打擊預期。
張軍：對中國來講，盡管經濟總量達到世界第二，但畢竟還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這是大國崛起的獨特現象；也就是說，當崛起到了一定階段后，在這個階段上它的經濟總量的追趕速度會快于人均收入的追趕速度。
我們甩掉法國、意大利、英國、德國、日本的速度很快，也就十幾年時間，但人均收入就不是如此；畢竟我們有14億人口，想要在全世界排行中一步一步走上去，需要很長時間。但又因為我們經濟總量大了，所以一舉一動都備受關注，人家會把我們看成發達國家，但其實只是中等收入國家。
而作為中等收入國家，仍然面臨很長的發展道路。按照我們的目標——2035年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就非常需要一個有利的外部環境，同時需要自身內部的市場主體的活力維持在比較高的狀態，否則發展過程會很不容易。
觀察者網：生產力的提升或經濟增速，其實也關乎全市場的共享程度問題，好像有時候大家過于專注某些行業之后，會發現它只是局限于這幾個領域內的增長，其他有些領域的增長是相對停滯的或者被忽視掉了。
張軍：這個我在演講中也曾提過，過去我們通過加工出口，使得可貿易部門快速擴張，相對而言其他部門，比如服務業以及一些傳統部門沒有太大變化。
當少數部門成為引領性的部門，比如出口成為引領性部門，那么資源就會開始往這個行業流動，勞動力開始從其他部門轉移出來流向加工出口行業，然后通過這個行業的擴張不斷帶動經濟快速增長，并且融入全球經濟。所以，在追趕階段的相當長時間內，經濟可能就是一種非平衡的發展模式，但到了一定階段后，我們的不可貿易部門不能長期處于不發展的狀態。盡管出口部門先行一步，但最終還是要跟不可貿易部門的發展協調起來。
當年，薩繆爾森和巴拉薩他們做過一個研究，被人總結為薩繆爾森-巴拉薩效應，意思是先發展出口部門，等出口部門工資提高以后，吸引更多的勞動力來到這個部門，然后這個部門發展到一定階段，會對服務業以及國內其他部門產生拉動效應，慢慢的兩邊差距會逐漸縮小，以此帶動經濟的整體發展。
所以，從追趕策略上來講，經濟發展一開始走不平衡發展的道路是合理的，但是到了下半程，還是要走向更平衡的發展。我想，中國現在應該是到了這個階段。但如果這個過程仍是國家主導，有時反而會帶來更加的不均衡。
觀察者網：張老師，您提到均衡發展的事情，正好最后一個問題想請教一下“專精特新”部門的發展和區域經濟平衡之間的關系。我記得您曾講過“專精特新”部門可能會在一些二三線城市發展起來，這個現象是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縮小區域差距？
張軍：中國現在有很多所謂的“小巨人”企業，工信部給了一個專用名詞，叫“專精特新”企業。它們是在某一個產品上高度專業化，靠技術創新來贏得競爭力，所以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那些企業，而是靠市場上的資本來推動創新所形成的高度專業化企業。有點像德國的某些公司，可能上百年就做一樣東西，做到業界最好。
目前在中國的二三四線城市，正在出現這種現象。這個現象引起了工信部、包括中國資本市場的關注，有很多投資者在關注它們。我覺得，這種現象有助于經濟更平衡的發展。
“專精特新”企業的大量涌現，就是因為下游形成了巨大的生產平臺，比如說電動汽車平臺，這里面有幾家大型的電動汽車生產商，因為中國市場規模大，這幾家電動汽車生產商的生產需求足夠大，足以讓電動汽車所需要的零部件中間品的供應變得高度專業化，從而支撐更多的專業化企業。
這就是亞當·斯密國富論里面的一個觀點，稱為“斯密定理”，即分工受市場規模的限制，市場規模越大，分工就會越專業、越精細。當然，對小型的開放經濟體而言，不太可能有那么多的“專精特新”企業，它主要是全球采購，整個供應鏈在海外而不是本土；但中國完全可以做到，這是一個超大規模經濟體所獨有的優勢。
而且，這些企業的出現，并不是國家政府設計好的，而是市場慢慢摸索形成的。市場經濟的魔幻之處就在這里，只要存在這種潛在的機會，一定有市場主體會去捕捉它，并且在不知不覺中形成氣候。
當然，這也是我們前幾十年積累了大量的基礎，在供應鏈、制造業領域建立起一套完備的體系。這個體系有著超高效率，你想做一樣東西，對很多國家來講不是那么容易，但在中國就能辦成，因為產業環節扎堆集聚，要把某一個東西做到最好相對容易。這是中國最珍貴的獨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