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崔斯也

(資料圖)

編輯 |陸一鳴

題圖|視覺中國

年齡一直是職場中的敏感詞，而“35歲”是很多人的焦慮數字。長久以來，在公務員招錄中，35歲也一直是明確的年齡紅線。但近幾年，多地公務員省考正在為這一年齡限制松綁。2023年，已有多個省份為高學歷人才放寬報考年齡限制，部分崗位被放開到40歲。

盡管只有少數崗位松綁，但在本就競爭激烈的考公浪潮中，中年人似乎有了更多的可能。我們采訪了一些大齡考公者，他們曾經背水一戰，而順利“上岸”后，也面對了更多未曾預料到的問題。

人到中年，渴望“上岸”

小張34歲了，今年年初，她決定參加國考。考公的想法不是突然萌生的。小張原本在一所高校從事行政崗位。32歲時她懷孕了，考慮到那份工作并沒有編制，和家里人商量后，小張決定辭職在家生孩子。

如今孩子快2歲，小張想要重返職場。年初，她試著投遞了一些簡歷，大學時小張讀的專業是安全工程，因此她投了很多企業安全評價師的崗位，但令她失望的是，投出去的簡歷都沒有任何回應。小張有點焦慮，她覺得這可能跟自己這兩年的職場空白期有關。

某天，她在社交平臺刷到有人35歲考公的帖子，算法不斷推薦類似的內容，而這也在小張心里植入了念頭——她覺得自己也可以試試。“工作太不好找了，感覺只能選擇相對公平的考試選拔。正好一邊帶孩子，一邊在家備考，好像也不錯。”小張說。

圖源：《俗女養成記》劇照

另一方面，考公的決定也和孩子有關。小張是河北人，老公是河南人，兩位來自“高考大省”、經歷過高考“最困難模式”的人，很希望能讓孩子有更輕松的教育環境。他們一家目前居住在北京市順義區，如果想讓孩子留在北京高考就需要落戶。

老公做程序員，是家里的主要收入來源。如果小張能順利考上公務員落戶，能直接解決這個重大問題。和各方壓力驅使之下的小張不同，今年37歲的路凡在2020年省考中“上岸”，已經在沈陽某城區的街道崗位上就職了三年多。

路凡至今還是單身，大學畢業后，她先是在報社做記者，出于對紙媒衰落的擔憂，一年多以后她從報社離職，在家鄉沈陽做了近十年的政府雇員，即不占用政府編制的合同制員工。隨著年齡的增長，路凡期待一個能轉成正式編制的機會。

但2016年到2018年，遼寧省考停招，到了2019年恢復時，路凡已經34歲了，只剩下兩年的考公時限。因為長期的經歷已經讓路凡熟悉了公務員的工作內容，她對于考公本身有著明確的預期—— 一份穩定長久，且內容已經十分熟悉的工作。“盡管會無聊，但是你會覺得，這份工作是可控的。”她如此說。

圖源：《白色巨塔》劇照

備考的壓力

小張在3月中旬正式開始備考，她花了980元，在某知名考公培訓機構買了一套基礎的筆試培訓網課。小張回想起10多年前剛畢業時，自己也曾經嘗試過一次國考，當時各方信息渠道都沒這么發達，社會上的培訓機構也還沒今天這么風生水起。

那一次，她的成績是行測70分、申論49分。申論明顯拉了分，她并沒有進入面試。10多年后，申論依然讓她覺得痛苦，工科出身的小張覺得自己很不擅長“寫文章”。而同時她也明顯地感覺到，自己的記憶力、邏輯性大不如前，每次做到行測中有關數量關系的問題，她都卡住好久。

備考的日子像回到了學生時代。小張每天7點起床，先做一套15道題的卷子喚醒腦子，吃過早飯后，8點正式開始學習，用二倍速重新聽一下前一天晚上的直播課，然后整理成筆記。下午她則繼續做題，再練練申論，晚上給下班回來的老公做好飯，吃過飯后，她還要再繼續學習到晚上11點左右。

圖源：《墊底辣妹》劇照

孩子只能交給老家的爸媽帶，有時候，爸媽帶著孩子回到北京來，小張就到家附近的順義區圖書館學習。小張的老公和父母都很支持她考公的決定，孩子還小，目前也不太黏著她，但她自己會為不能長時間陪伴孩子感到內疚。她把自己考公的事情發到網上后，有同樣大齡考公的女性對她表達了羨慕，說婆婆和一些親戚都不支持自己，每天只能偷偷學習。

2019年路凡第一次省考沒能成功，2020年，她選擇了一個難度比上一次低些的崗位，這一次她順利進入了面試階段。疫情期間的不穩定環境加劇了她對“上岸”的渴望，在省考的同時她還參加了一個事業單位的考試，以及面試了一家國企。為了更有把握通過面試，她經朋友介紹，報了一個面試培訓班。

面試班的學費是6000多元，課程時長是10次左右。這一價格在當地的面試培訓班里已經不算貴。一些培訓機構會推出“協議班”，基礎學費8000多元，如果面試沒通過就只交8000元，如果面試通過、順利被錄用，還要再補交3萬元。路凡感覺匪夷所思：“這不就是掙一個概率的錢嗎？因為總有人能進面試。”

圖源：圖蟲創意

面試班的培訓是完全應試化的，一個問題按什么結構去答、怎么填內容、用多長時間思考、說話用什么語速，都有具體的標準。每天還會不停地模擬面試場景，糾正面試者的談吐氣質。反復練習下來，一個內向的人也會變得侃侃而談。

路凡覺得，面試班里教的東西的確有一些幫助。路凡是面試班里年紀最大的人，大多數備考者都是應屆生，30歲以上的占比不到1/5。路凡的面試最終順利通過，還拿了88.5分的高分。當時同在面試班里的一些人，后來成為了她的同事。而更令她驚訝的是，一些同批次考進的同事，甚至曾經是考公培訓機構的老師。

“不考慮往上升了”

成功“上岸”讓路凡覺得松了一口氣，在東北老家，體制外的中年女性在職場上總會面臨更多阻礙。在各地的大齡考公群體中，女性總是占據更高的比例。

快到30歲的時候，路凡和周圍的女性朋友多多少少都會開始焦慮自己的感情和工作。路凡覺得自己做政府雇員的那些年收入不高，也不太穩定。

“當時對這種不穩定的生活有一些焦慮。”路凡說。對大齡考公者來說，35歲入職時還是科員，在客觀上造成了一種尷尬的局面。入職以后，路凡發現她所在的政府體系中，像她這樣的80后很少，要么是工作了很久的70后，要么是剛剛畢業的90后、00后。在同級別崗位的同事當中，路凡是年紀最大的。

但另一方面，工作經歷和對政府工作的熟悉讓她很快就能適應新的崗位。“基本上政府的人天天在干什么，包括你一步一步要怎么操作，工作內容都會懂。

其實說白了，在實際的工作里，領導肯定是會更愿意把活交給我們這種被社會‘毒打’過的、有經驗的人。但沒辦法，各地公務員的崗位幾乎都會向應屆生傾斜。”路凡說。

圖源：《三十而已》劇照

只有疫情的來臨讓路凡有點措手不及，基層公務員成為疫情三年間最疲憊的群體之一。那段時間里，路凡不停加班，她負責物資調配，每天都有各種人要來找她。而防疫政策放開后，日常工作本身也并不輕松，近些年來她明顯感受到政府的各種考核、指標壓力非常大。

有些部門的同事幾乎要連續幾個周末加班。路凡很清楚，中年才進入體制的人，晉升和發展大概率會不如那些年輕的職員順利。她自己并不強烈地渴望“當領導”，但她還是會希望可以按照體系標準穩定地晉升。

“實際上，我接觸到的很多年輕人現在也不追求晉升，進入體制只是想有穩定、輕松的工作環境。但至少在我們單位，這種理想情況也不太可能，因為工作量真的非常大，等你到了一個差不多的時候，領導就會跟你談，說希望你去負責某一方面的事情，然后這個時候你的收入、你的很多東西其實都是跟你的職務掛鉤的。真正到了那個時候，你根本想躺也躺不平。”路凡說。

還在備考的小張也曾思考過這些問題。“我覺得自己的性格比較內向，雖然我愿意干活，肯定不會‘躺平’，但還是不太擅長一些人際關系上的東西，所以基本沒有什么晉升的渴望。”她說。

圖源：《內心強大的美女白川》劇照

她也預想過入職以后單位的同事都比自己小的感覺：“心理上肯定會有一些不舒服，但我覺得這是難免的，你的年齡已經擺在這了，去哪個單位不這樣呢？”小張有點懷念自己過去的生活，對她來說，35歲真的成了一道分水嶺。

“體會到那種上邊養老、下邊養小的感覺。之前只有我和老公兩個人的時候，生活壓力是沒有那么大的，就想著自己怎么舒服怎么來，父母也不太需要我們，也沒有孩子。現在很多事情都一下子涌過來了，有了孩子、要買房，不能說辭職就辭職……”小張說著說著嘆了口氣。

“如果考不上，我們只能考慮去天津定居了。”和很多北漂一樣，天津成為小張一家的備選方案。“人才引進落戶相對容易，教育資源也比較好。但就是，我們倆又要重新找工作了。”小張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