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寫/李沁樺

編輯/計巍

(資料圖片)

正在書桌前準備考試的黃妹芳

想象這樣一個場景，在一場馬拉松里，你面前是很多條緊繃的繩子，你往前走的每一步，都要經(jīng)過這張網(wǎng)的過濾，有時，你還會被這張網(wǎng)彈回原地。

對于深圳女工黃妹芳來說，落戶就是這樣一場漫長的馬拉松，終點線是拿到深圳戶口。那個盤根錯雜的網(wǎng)，是學歷、技能水平和持續(xù)繳納的社保。

“很難？在深圳，非深戶要留下來（上學），要么孩子成績杠杠的，要么父母經(jīng)濟杠杠的。”很多時候，她獨自一人掙扎在這張大網(wǎng)中，生活的關鍵詞是工廠、繳納社保、拿學歷和考證，它們合成了落戶的可能性。

現(xiàn)在，這場馬拉松跑到了第十年。她仍在緊追著這些落戶的可能性，這是她讀初中的兒子繼續(xù)留在深圳讀高中的希望。

45歲是深圳人才引進落戶的最高年齡限制。黃妹芳需要在今年完成落戶前的最后一個賽程，讓自己成為一個“人才”。

黃妹芳的書桌，為了能繼續(xù)在深圳上學，她和兒子都要成為“人才”

“人才”的籌碼

黃妹芳今年45歲。她有一頭烏黑油亮的長發(fā)，沉甸甸地墜在腦后，垂到腰間。她看書的時候會把頭發(fā)扎起來，再戴上眼鏡。

讀高中時她也戴眼鏡。草草畢業(yè)后，她從廣西老家到廣東打工，當時工廠里戴眼鏡的人少，大家看她像看怪物一樣，她就取了下來。直到后來又開始讀自考，她又重新戴上了它。

這是一個普通的周一，早上六點半，兒子去上學了，家里和周邊都很安靜——這時候附近的街道上幾乎看不見人，孩子們?nèi)ド蠈W，大人們?nèi)ド瞎ぁ?/p>

黃妹芳在出租屋的書桌前坐下。桌上有三本厚厚的中級社工教輔，書的邊角皺巴巴地黏在一起。她住的屋子是一間握手樓，白天也需要開燈。白熾燈照著四面白墻，獨自一人在家的她邊看書邊做筆記。

但很快她就感覺到累，真的累，眼睛開始發(fā)酸，似是而非的概念和定義在腦子里掠過，她卻記不住。“像我四十多歲，年紀大了，和年輕人不一樣，很多東西實在是記不住了。”學了一個多小時，黃妹芳快要睡著。她摘下眼鏡，揉揉眼，從書桌旁站起來，開始洗碗、掃地，把冰箱里的肉拿出來解凍。一個小時后，她又重新坐下來看書。

她把每天的日程設定了鬧鐘，早上五點起床陪兒子跑步，六點煮早餐，十一點做午飯，下午三點外出發(fā)貨，然后收貨，五點半做晚飯……每天只有早上孩子去上學，晚上孩子睡覺之后，她才有兩三個小時可以靜下心來好好看書。

為了照顧兒子，黃妹芳兩年前從工廠辭了職。

兒子覃武奧今年十四歲，馬上讀初三。兒子進入青春期，黃妹芳發(fā)現(xiàn)自己越來越不懂他。她最近大部分的焦慮都來源于兒子“砰”的關門聲和上鎖聲。有段時間她還害怕孩子得了抑郁癥。有一次英語考試，覃武奧只考了30分，臉上帶著擺爛的神情，她意識到兒子出了問題。

她決定從工作了六年的工廠辭職。“因為孩子沒照顧好，其他都沒意義。”黃妹芳的工友們聽了她辭職的理由，對她說，“我們把孩子當人養(yǎng)，你是把孩子當‘人才’養(yǎng)。”

不僅是兒子，黃妹芳自己也要成為“人才”。黃妹芳在五月底和六月中分別有兩場考試，一個是系統(tǒng)集成項目管理工程師，另一個是中級社工。要想在深圳落戶，這是常見的中級資格考試。盡管這二者的通過率都不足20%，但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搜索，你能看到這種資格的“價值”——“考過就是中級職稱人員，考證入戶的首選！”

從35歲到45歲這十年，“考試”像是黃妹芳生活中的魔咒。和考試相關的所有群她都聊天置頂，以便第一時間查看每一個關于上課、交作業(yè)、報名、考試的消息，手機相冊里收藏著各種考試通知的截圖。

2018年，她先是通過工廠工會提供的“圓夢計劃”通過了自考大專考試，轉(zhuǎn)年，她開始自考本科。英語這一科的成績不好，她考了五次才通過入學資格，然后接著上課和考試。

或許有人知道以她為主角的紀錄片《人生第二次》，有人用一句話概括黃妹芳的故事：為兒子留深上學42歲媽媽自考本科。她對著鏡頭說，“攢積分難過攢錢。拿到大專文憑，有60分的基礎；按時繳納社保，每年3分，封頂30分，但是四十歲以后，每年扣2分。我做了兩手準備，同時沖刺本科文憑和社工資格證。”

三年過去了，她還在沖刺。去年六月，她第一次考社工考試，和她一起去考的有五個工友。丈夫用跑貨拉拉的面包車，一車載著六個考生去考場。她在考場上看到了好幾個大著肚子的孕婦，“沒辦法，大家都要考，落戶就是要早點為孩子做打算。”三個月后，成績下來了，她沒有通過。

黃妹芳有些時候很后悔，覺得自己開始考慮在深圳落戶的時機太晚。她的妹妹黃妹新比她小五歲，在落戶前，黃妹新和姐姐有著相似的人生軌跡和目標：進工廠，結(jié)婚，生子，小孩上學，嘗試獲得一個深圳戶口。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深圳幾乎是國內(nèi)最容易落戶的“超級城市”。根據(jù)2020年及之前的深圳市入戶辦法，擁有全日制專科或本科學歷的應屆畢業(yè)生，只要對應滿足35歲和45歲以下的年齡限制，就可以按人才引進直接落戶，落戶的整個流程可以達到“秒批”。不符合直接落戶條件的，也可以通過積分入戶。

2019年，黃妹芳幫妹妹向落戶窗口遞交了材料，兩個月后，妹妹收到了落戶審核通過的短信。當時的黃妹新35歲，中專學歷加上在工廠考取的初級會計師證，湊夠了100分的落戶積分。所有人都認為妹妹很幸運，因為第二年積分落戶窗口就關閉了。

黃妹芳沒有交自己的材料。深圳市“在職人才引進”的標準里，那時她只有非全日制大專學歷這一個籌碼，價值60分。如果想離100分的及格線更近，她需要更多的“籌碼”來證明自己是“人才”。

黃妹芳把自己每天的日程都設置了鬧鐘

100分

時間回到十年前，黃妹芳35歲。她和丈夫覃項利帶著五歲的兒子覃武奧，從東莞來到深圳。搬來深圳是因為一年后孩子要上小學，黃妹芳發(fā)現(xiàn)孩子幼兒園班上的外地人屈指可數(shù)。她不愿意孩子受排擠，“大家都說深圳是移民城市，教育資源也更好。”

一家三口在深圳寶安區(qū)落了腳，在兒子的幼兒園正對面租了一個一室一廳的小房子。這是黃妹芳的“落戶馬拉松”故事的起點。

她對深圳的第一印象是快，“趕地鐵，所有人都在爭分奪秒地跑，好像被人推著往前走。”她也要快。工廠每天中午有一個小時的休息時間，為了回家給孩子做午飯，她把這一個小時精準地分成四段，十五分鐘騎電動車回家，十五分鐘做飯，十五分鐘吃飯，十五分鐘回工廠。一秒鐘都不能浪費，她甚至摸清了家門口交通信號燈的規(guī)律，估算著碰上綠燈的時間出門，可以再節(jié)省幾十秒鐘。

第二印象是排隊，人們上公交車在排隊，孩子放學回家也在排隊，還有一件，正在上幼兒園的孩子報小學也要排隊。

根據(jù)《深圳市義務教育就近入學管理辦法》，無論是民辦還是公辦學校，家長們都需要達到對應的學位積分才有報名資格。學位積分越高，能選擇的學校越多。以寶安區(qū)為例，擁有一個深圳市寶安區(qū)戶籍，學位積分在這一項上就有95分，而非深圳戶籍的她只有60分。

系統(tǒng)里的學位積分是電腦自動判定的，黃妹芳把自己所有的“籌碼”——非深戶戶籍+租房合同+繳納一年的社保——都輸入進去，屏幕上馬上跳出一個對應的結(jié)果：71.2分。而當年小學入學的門檻是68分。學位積分低，她的兒子只能選擇民辦小學。但她覺得兒子在深圳讀書很好，“你覺不覺得，其實小地方很多高中都是那種完全的應試教育？深圳這邊的學校，學習抓得再緊也是全面發(fā)展的，但是回了老家，教材是陌生的，也比不上那些孩子會考試，成績肯定是沒有優(yōu)勢的。孩子已經(jīng)回不去了。”

6年后是初中，9年后是高中，12年后是大學，這是一場層層向上的教育臺階，也是不斷收緊的過濾系統(tǒng)。兒子能不能留下？黃妹芳心里很忐忑，因為在這個系統(tǒng)里，“戶籍”占據(jù)了相當大的比重。

深圳是中國流動兒童數(shù)量最多的城市，公開數(shù)據(jù)顯示，2022年深圳市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158.85萬人，非深戶籍的學生超過了六成，比例全國最高。到了中考的節(jié)點，非深戶之難更凸顯出來。2022年，深圳市公辦普通高中錄取率是53%，非深戶考生只占據(jù)其中25%的名額。

從兒子小學入學時候起，黃妹芳就想在深圳落戶。當時的黃妹芳只有高中學歷，她只能在這場積分落戶考試中盡力考到100分。這場考試有三個“科目”，名字分別是年齡、社保和學歷。她需要像跑馬拉松一樣，在每一個賽程中，計算艱難而漫長的加法。

年齡不是她的優(yōu)勢。根據(jù)落戶辦法，申請人35周歲內(nèi)可以加5分，35-39歲不加分不減分，但40歲開始，每增長一歲就扣2分，超過45周歲則沒有了申請資格。

社保是相對來說最容易解決的事。來深圳找工作，黃妹芳對工作只有一個要求：交社保。她看見一個電子廠門前在排長隊，問清楚了會交社保，她甚至不知道這家工廠叫什么名字就簽了合同，她看中的是每個月可以得到0.3分，8年后，她可以拿到社保封頂?shù)?0分。

學歷則顯得棘手。她至少需要一個大專文憑，這也就意味著，她需要像兒子覃武奧一樣，回到課堂。2015年，她開始參加工會提供的成人自考項目。得到非全日制大專學歷，60分；非全日制本科學歷，75分。

但2023年2月起，深圳市開始實行新的積分入戶政策，大幅提升入戶門檻。新政中，原有的100分落戶政策失效，采取積分“由高到低”排序，排名靠前者才可以得到落戶指標。落戶這場馬拉松中，黃妹芳本來已經(jīng)遙遙看到了終點線，但她發(fā)現(xiàn)比賽規(guī)則更新了。

剛拿到非全日制大專學歷，黃妹芳就聽說了這場改革的風聲，她毫不猶豫地調(diào)整了思路。她頭腦中的那一長串加法迅速轉(zhuǎn)變成了另一個等式：非全日制本科+中級專業(yè)技術職稱+45周歲以下=技術型人才核準入戶。她自考班上的一個同學，去年也沒考過中級社工，但考過了中級系統(tǒng)集成考試，拿了中級職稱，迅速落了深戶。她聽說這個考試容易通過，馬上報了今年的考試。

今年45歲的黃妹芳知道，這或許是自己這十年最后的考試。如果不成功，孩子明年中考，只能是D類非深戶考生。“但沒有到最后，我為什么不可以再試試？”

黃妹芳從去年開始就在研究中考填報事項

“考不上的”

四月底的最后一個周日，黃妹芳的丈夫覃項利回到了家。他初中畢業(yè)之后就四處打工，進過工廠，做過物業(yè)保安，當過電工，跑過貨拉拉，目前在一家物流公司做長途貨車司機。

他每個月的工資，是切切實實地用貨車的燒油量和公里數(shù)衡量的，條線行情好的時候，每個月工資能有一萬多塊。他每到一個新的地方，會在微信上給妻子發(fā)一個定位，廈門、泉州、福州、南昌、蘇州、金華，還有更遠的西安。他在家里的痕跡只有掛在陽臺上的一件大號黃色文化衫，以及洗漱池前的牙刷。

覃項利前一天凌晨一點才從南昌回到東莞，在車上睡了一晚，第二天中午回到深圳的家，手里拎著幾個小菜，黃瓜、苦瓜和蘿卜。他回來就進廚房，把鈍掉的菜刀磨快了，切肉，洗菜，切菜，涮鍋，燒油，油煙氣和煎炒烹炸的聲音從小得只能站一個人的廚房里飄出來。他做了兒子喜歡吃的炸雞，又去洗碗，擦灶臺，掃地拖地。

他每周只回家一天，回來煮飯、炒菜、做家務，做完事就躺在床上刷短視頻，累了就睡覺，第二天早上五點起床，開著自己的面包車去東莞發(fā)車。

夫妻倆有不言自明的分工。覃項利是這么總結(jié)的，做丈夫的在外面負責賺錢，“回到家就得做家務”；做妻子的負責落戶的大事，監(jiān)督兒子學習，“還有她自己也要努力學，別的我也沒辦法。”兒子從小到大的每一份作業(yè)，每一次家長會，每一份成績單都是黃妹芳的責任，他不懂，也插不上手。

“家庭里面很多女性要承擔很多東西，這本來應該是雙方的，但是在現(xiàn)實中男性的角色會缺失很多。做爸爸的可能不會也沒有能力管孩子。”這是丁當?shù)挠^察。丁當16歲就輟學南下深圳打工，2015年，她建立了“綠色薔薇”，深圳市唯一一家為女工及流動兒童服務的草根公益機構(gòu)，她因此見過許多女工和她們的孩子們。黃妹芳喜歡做公益活動，她去過“綠色薔薇”，還在那里看過《Y是一個流動坐標》——一部由“綠色薔薇”創(chuàng)作的戲劇，講的是深圳流動兒童就學難的問題，黃妹芳覺得那就是自己的現(xiàn)實處境。

“相對于媽媽為了自己的孩子去考學歷落戶，爸爸考慮的比例會小很多。因為深圳的積分落戶細則多且復雜，要去完整地了解所有的信息，對低學歷的一方其實是有難度的。落戶，是非常奢侈也非常未知的事。”丁當說。

覃項利很怕這份未知。他怕一家子在這里白忙活一通，如果再不回老家讀書，兒子在老家就沒有初中學籍。如果一年后兒子考不上公辦高中，妻子落戶也不成功，回不去老家也拿不出民辦的學費，那就完全沒有退路了。“說實話，我希望兒子初二結(jié)束就回老家，這樣至少退一萬步講有一個高中讀。如果留在深圳，就只能讀職業(yè)高中，風氣很不好的。”

他之前和黃妹芳說過自己的想法，黃妹芳很生氣，覺得他太喪氣。兩人吵架和說家事的時候只用壯語，覃武奧不在老家長大，聽不懂——在深圳，他只需要說普通話。當時，覃項利先和兒子用普通話說，“你考這么一點分”，再用兒子聽不懂的壯語說，“考不上（公立）高中的”。黃妹芳很生氣，和他大吵一架。她覺得這是負能量，不準他再在兒子面前說，他只好咽下去。

與考試帶來的未知相比，黃妹芳更相信考試帶來的希望。她還記得自己的學生時代，家里一共有八個孩子，她排行老三，九十年代，廣西農(nóng)村的風氣是女孩子讀完小學就輟學，但是她的爸爸卻叮囑，“你們要努力讀書，讀書才是你們的出路。”她讀書的時候聰明卻喜歡犯懶，背文史題不耐煩，背英語課文背得頭疼，躲圖書館看一下午的小說，但考試成績卻一直很好。整個村子只有兩個人考上了高中，她是其中一個。

高一那年，爸爸因病去世，黃妹芳回家待了一個月，看著家中年幼的弟弟妹妹，心知肚明自己不可能再讀下去了。學校的老師同學勸她回去繼續(xù)上學，但對于這個夏天賣松油、冬天賣木炭來維持生計的家庭來說，供一個大學生讀書是一個不可想象的夢。她潦草地讀完高中，拿到畢業(yè)證，在老家的甘蔗廠待了兩年后離開家，順著打工的潮流，去了東莞的工廠，拿每個月三百塊的工資。那時她22歲。

30歲，她和父母安排好的相親對象見了面。她沒想過結(jié)婚，也沒想過不結(jié)婚，但大家都說，對方是一個老實人，又是廣西老鄉(xiāng)，是再合適不過的結(jié)婚對象。

她承認覃項利的確是一個老實人。但結(jié)婚15年，她從來沒有感到丈夫像現(xiàn)在這樣“拖后腿”。兒子初二下學期期中考試成績單上寫的不是分數(shù)而是等級：5個A，2個B。覃項利只模模糊糊地知道A代表的是好，B代表的是沒那么好。

黃妹芳從去年開始就在研究中考填報事項，計算在一年后的中考里兒子的“贏面”。她的手機里有一個長長的“2023年指標生控制線”學校排名的截圖，里面是深圳78所公立高中的中考錄取分數(shù)線。

“深中當然是最好的，但是全深圳十幾萬的考生都盯著，我們沒什么希望。覃武奧的成績……”從排名靠前的深圳中學、寶安中學、深大附中等著名的高中往后，她用手指把截圖滑到底，指著列表的末尾，“這個最接近他的分數(shù)線。”

她和兒子同學的媽媽聊前景，對方說填中考志愿的時候還是會把職業(yè)高中考慮進去，選那種未來好找工作的，“這樣保險”。黃妹芳搖搖頭，她從來沒考慮過職高，“我寧愿拼個老命，讓他讀民辦也可以。”

她對職高沒有好感。她見過職高學生走后門來廠里面試機械工程師，結(jié)果那些孩子什么技能都不會，在學校只學會了抽煙和打架。她沒辦法想象自己的兒子去那些學校，和那樣的孩子混在一起。“真讀職高，變成這樣就廢掉了。”

黃妹芳家門上掛的帆布袋

“非人才”

孩子在哪兒讀書，全家就搬到哪兒，從幼兒園、小學再到初中，黃妹芳搬了三次家。

從高空俯瞰黃妹芳現(xiàn)在住的社區(qū)，周邊林立的高樓包裹著城中村和工廠，東莞在一條窄窄的小河對岸。工廠密密麻麻地分布在河的這岸，很多在深圳沙井工廠上班的年輕人為了節(jié)省房租，選擇在河對岸的東莞租房。白天，做工的人在這頭上班，晚上，他們騎著電動車穿過長橋回到蝸居的房子。

黃妹芳和鄰居聊天，“我們是誰？我們就是非深戶，非人才。”這固然是自我調(diào)侃，但從數(shù)據(jù)上來看，寶安區(qū)的確是非深戶戶籍人口比例最大的區(qū), 非深戶戶籍人口占總?cè)丝诘谋壤^88%。像黃妹芳這樣家里有孩子上學的，為了方便照顧，很多都租住在學校周邊。

穿過一條沒有路燈的小巷，兩邊是灰撲撲的員工宿舍樓，所有樓的外觀都一模一樣。從其中一棟樓往上，黃妹芳租住的這一層有六戶人家，六扇相同的刷綠漆的門，只有黃妹芳在自家的門上粘了一排紅色的中國結(jié)。這是黃妹芳一家三口在深圳的家。搬到這里已經(jīng)快兩年了，多次搬家的經(jīng)歷，讓他們舍棄了許多家具，只有兩個堆滿了書的書桌一直跟著他們走，一個書桌給黃妹芳自己，另一個給兒子。

在她追逐落戶的這十年里，丈夫無能為力，兒子還小，她也沒和在老家的親人說。在工廠上班時，她是線長，負責樣品抽檢。每個樣品都不能出錯，隨時要和工程師溝通，她整天精神都繃得緊緊的。晚上回到家往往已經(jīng)十點，到凌晨才有時間坐下來看書和準備考試。白天做工，困得站著也要打瞌睡，她就晃晃腦袋，在工廠走來走去。實在困得受不了，她才偷偷地坐下瞇一會兒。

去年六月是她壓力最大的時候，就像在一場馬拉松里，跑到撞墻期，感覺自己無法再前進。她從工廠辭職后，開始打三份零工，賣羊奶、做工廠派發(fā)的零件手工活、電商賣橘子。她在深圳漫長的夏天里跑生計，在給客戶送羊奶上門的間隙里，翻看著中級社工考試的小冊子。她要同時準備三門社工考試，還要準備本科的畢業(yè)論文。畢業(yè)論文必須要寫至少五千字，她看了十幾篇參考文獻，“頭都大了。”

黃妹芳拿本科畢業(yè)證的過程也艱難。好不容易寫完了畢業(yè)論文，合格分是70分，黃妹芳得了75分。老師點評說她的案例寫得不夠全面，她心里想的是，“運氣太好了，總歸是過了。”班上200多個同學，有40多個同學的論文成績都沒過關，還需要重寫。六月考中級考試，她沒通過；十一月考本科結(jié)業(yè)的最后一門計算機考試，碰上疫情改成線上，結(jié)果出租屋的網(wǎng)絡不穩(wěn)定，需要臨時請房東來修寬帶，她急得滿頭大汗，考試時間也耗盡了。然而，她還要小心翼翼地在兒子面前隱藏這份焦慮，她從來沒有把自己落戶的事情告訴兒子，不想讓兒子背上壓力。

覃武奧有時候覺得自己和老媽都很累。他累，總感覺自己學得還不夠，成績還不夠，配不上一個好的高中。他也覺得黃妹芳累，和他一樣讀這么多年書，“我知道她是為了搞一個深圳戶口，她從來沒跟我說過，我猜到了，但是我覺得太累了。”

黃妹芳說，你知道覃武奧有些時候叫我什么嗎？叫“老干媽”，是“又老又干巴的老媽”的簡稱。黃妹芳本來有一頭厚密的黑發(fā)，這幾年頭發(fā)掉了很多。“以前二十多歲出來打工，別人羨慕我的年輕，當時我還不懂得，現(xiàn)在時間一晃眼，在深圳待了十年，我當然也老了。”

對于十年前年輕的黃妹芳來說，“來了就是深圳人”是一句極具誘惑力的口號，但這句口號的背后是一個殘酷的事實：沒有戶口，沒有房子，就很難真正留下來。黃妹芳的妹妹黃妹新在2019年就已經(jīng)有了一個深圳戶口，但說起這句話，她苦笑，“在這里沒房，即使有一個戶口，始終也算不上深圳人。”

黃妹芳從來都沒想過買房子的事。在深圳，買一套房子光是首付就是好幾百萬。丈夫的侄女是深圳一家公立醫(yī)院的護士，嫁了一個開公司的博士，夫妻倆是深圳市引進的高層次人才，落戶、創(chuàng)業(yè)和買房都有對應的政府補貼。在黃妹芳看來，這樣的“人才”才有能力在深圳買房子。人才也被細分，深圳市的人才引進補貼政策中，后備級人才、領軍人才和杰出人才，對應的補貼從160萬到300萬不等。黃妹芳不知道侄女一家屬于哪一類人才，只清楚一件事，“人家是高技能人才，我們這種人想都不要想。”

她從工廠辭職后，現(xiàn)在的收入來源是工廠外派的手工零活。平常下午她會騎著三輪車出去收貨，再發(fā)給周邊的鄰居。做活的通常是三四十歲的女人，潮汕人、客家人和江西人，開小店面的，在家?guī)Ш⒆拥模齻儼鸭毿〉牧慵M裝起來，一個零件算幾分錢，一個月可以賺一千來塊補貼家用。由這群外地女人組裝的這些零件，最后會從深圳流向世界各地。

有時候女人們也會聚在一起聊天。大家坐下來，立馬開始聊孩子。孩子現(xiàn)在忽上忽下的成績，青春期有心事憋在心里不說，孩子爸爸除了給錢其他什么都不管，沒有深圳戶口讀普通高中太難。覃武奧有一個同班同學，那個男孩的媽媽早早為兒子落了深戶，但兒子的成績卻“吊車尾”，大概率只能讀民辦高中。她和黃妹芳抱怨，“我累死累活的有個屁用。三年學費就大幾十萬，我真是造孽。”黃妹芳點點頭，說到底，大家都是拼了老命給孩子創(chuàng)造更好的條件。

兒子的中考就在明年，黃妹芳給兒子設想過一個完美的未來：順利考上公立高中，住校，考上大學后參軍，以后當上公務員，有一個穩(wěn)定的未來。她也想過自己的未來，自己落戶成功，兒子住校，她就可以搬去東莞，住在更便宜也更敞亮的屋子里。她也終于可以學有所用，學歷和能力不再是阻擋她的門檻，靠自己考來的本科學歷和證書，成為一個社工。

黃妹芳期望著這樣明亮的未來。但對于剛剛過去的那兩場中級資格考試，她卻很難抱有同樣明亮的希望。五月底的那場考試出乎意料地難，出了考場，她聽見了現(xiàn)場哀嚎一片，有人說自己考了三次試，這一次的題最偏最難。六月的考試，她大部分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語言來答實務題，“不知道會不會給分。”

這兩個中級資格考試是45歲的黃妹芳能夠到深戶的最后機會。她有時會安慰自己，如果不行還可以考高級證書，這樣可以延后到50歲，但她也知道，“高級”自己幾乎不可能考過。

最近有采訪過她的媒體重新來訪。她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其實我身邊大多數(shù)人都跟我一個樣，大家都為了孩子往前拼命，只是我被拍出來，被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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