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程風甚至覺得，他們比杭州的大廠人還卷。前段時間，他出差去杭州，晚上8點多，杭州的研發人員下班了，以他為代表的成都團隊的小伙伴卻還在加班。
那一瞬間，在他心中，成都與“休閑”二字斷掉了聯系，似乎成了另一個“北上廣”。
【資料圖】
文 |徐晴
編輯 |易方興
運營 |栗子
“卷王”的孤獨
來到“休閑之都”成都，周苗苗過得一點也不休閑。
27歲的周苗苗，干練，成熟，出門會提前化好精致的妝，第一次見到她的人，會覺得她像有多年工作經驗。這可能與她長久以來浸泡在工作中有關。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10點，她打開微信運動，顯示這個月她超過一萬步的有12天。這約等于她加班的天數。因為只要加班，她就會錯過公司下午6點的免費班車，不得不步行一段路。
加班消耗的不光是腳力，甚至還包括休閑的精力。這一天她回到家，癱在沙發上，累得什么都不想干。找了半天電視劇，最后打開的，是看過七遍的《知否》——因為看熟了，不費腦子。
她住的房子，距離她的上班地點——有著“成都后廠村”之稱的高新區，約10公里（更近一點的同戶型買不起）。這房子很精致，是全家貸款買的，一百二十多平，有3個臥室、一個書房、一個帶落地窗的客廳，但只有她一個人住，沒什么生活氣息，空蕩蕩的。她用公司發的吉祥物，填滿房間的空曠角落。吉祥物們大大小小，有二十多個，提醒著她的身份——成都大廠人。
在2021年末，成都總人口數達到了2199.2萬，僅次于重慶、上海和北京。作為其中的一員，周苗苗有著光鮮一面，她所在的公司，屬于大廠的分公司，她跟深圳總部的同事，也隔三差五會交流業務心得。這份工作，讓不少成都的同齡人羨慕；但與此同時，她也不得不接受工作帶來的疲憊。
就好比這一天，她剛看了一會兒電視劇，就起身來到書房，坐直身體，開始學習公司業務資料。不止熟讀，她甚至像中學生一樣做了筆記。做完這些后，接著，她打開了專業課的書，寫起了作業——工作之余，她還在川大讀了一個MBA，每個周末坐一小時地鐵過去上課，而今天是一門課程作業的DDL（截止日期）。
在公司里，周苗苗被同事看作“卷王”。她是四川綿陽人，大學在北京一所知名的985院校，畢業之后先到深圳工作，2020年回到成都。在高新區的公司里，她比任何同事都要努力。領導在公司群里問，有個急事要處理，誰可以加班？她第一個回復“我有空”。她看重跟領導的關系，時不時跟領導約面談，“在領導面前晃兩圈”。
在短短半年時間里，她熟悉了全部的業務，包括最難的部分，而別人，往往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時間。
在“生活之都”成都，社交是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周苗苗沒時間社交。“卷王”這時候顯得格格不入。同事聊雙11、玩新出的游戲、相約探店的時候，她永遠在工作。還有一次，隔壁工位的兩個女孩相約去露營、徒步，那天山上下了大雨，兩個人淋成落湯雞。回來之后，她倆在辦公室里說起徒步的經歷，一起笑出聲。周苗苗坐在一旁，是個沉默的局外人。
但“卷王”不是鐵打的。有一個工作日，她上吐下瀉，沒有任何力氣，她懷疑自己是累倒了。她跟領導請了假，卻不知道該叫誰來陪自己去醫院。等力氣恢復了一點，一個人喝了一支藿香正氣水，睡了一覺，第二天又該上班了。
在成都，周苗苗并不是個例。在互聯網公司云集的成都高新區，這樣的年輕人越來越多，他們越是卷，就越是顯得與成都休閑的生活氛圍格格不入。
22歲的羅宇，是同齡人中“最卷的那個”。兩年前，他在四川大學讀大三，就是班上第一個進入互聯網公司實習的同學。那段時間，他并不知道能否轉正，但他堅持第一個到公司，最后一個離開。作為一個大學生，他已經提前過起了加班到凌晨2點的生活。
他記得夜風拂面的感覺。往往走出公司，就連樓下的保安都睡著了，他騎上電動車回家，一路上，陪伴他的只有成都略帶潮濕的夜風。為了轉正答辯，他咨詢了自己的領導、前輩，還找了十來家互聯網中廠練手面試，之后專門拉了表格復盤。
最后，他卷贏了，拿到了成都高新區公司的入場券。
而另一個90后年輕人程風，在2020年從上海回到成都，剛入職高新區的一家互聯網公司，就接下了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大項目。所謂挑戰性的大項目，就是拼了命去干，還不一定能干成的項目。
時間在這時候，已經不僅是一種資源，而是成為一種武器。像程風這樣的人，會把時間這種武器用到極致。就比如就在程風加班的時候，同在高新區里，另一家建筑設計公司的李潤，也會選擇每天晚上8點下班之后，留在辦公室自習。有同事下班，會問他：“怎么還不走？”李潤總是嘴上說，“這就走了”，然后再多自習兩個小時。
程風甚至覺得，他們比杭州的大廠人還卷。前段時間，他出差去杭州，晚上8點多，杭州的研發人員下班了，以他為代表的成都團隊的小伙伴卻還在加班。
那一瞬間，在他心中，成都與“休閑”二字斷掉了聯系，似乎成了另一個“北上廣”。
▲ 成都高新區天府二街。圖 / 徐晴攝
兩個世界
事實上，在成都這個地方，內卷是反常的。成都人以崇尚安逸、“巴適”的生活著稱，一位本地人說自己“完全沒有上進心”，工作只占他們生活的一小部分，還沒有曬太陽重要。這里，也是公園最多的城市之一，太陽一出來，草地上像雨后長蘑菇一樣長出密密麻麻的人。出行、旅游也是必要的，一到周末或是節假日，通往成都周邊景區的高速公路，就被代表著成都人的“川A大軍”堵死。
但如果追溯源頭，成都的內卷，是從“逃離北上廣深”開始的。
2020年初，離開深圳之后，周苗苗入職了成都高新區的一家大廠。她的辦公室在天府三街，站在窗前向外眺望，高層寫字樓密集地排布，外賣小哥穿梭其中，她突然有種熟悉的感覺，“覺得高新區跟深圳也沒什么差別”。
像周苗苗一樣，這些來到成都或是留在成都的年輕人，主要被高新區吸引——那是互聯網公司和大型企業的集中地，平均薪資水平在7000元以上，雖然比不上北上廣，但已經是整個成都薪資水平的絕對高地。
對成都人來說，高新區在成都是個另類存在。如果說老城區是“不上班的城市”，那么，高新區就是“不下班的城市”。
這里，與成都老城區的生活完全不同。在秋天剛剛到來的11月，走在成都三環內的老城區，梧桐樹葉子開始變黃，樹葉旋轉著慢慢飄下來。人們在樹下散步，或是支一張桌子，“擺龍門陣”。沿著道路，隨處可見麻將館、茶室、足道按摩店……汽車頭尾相接停在路邊。四川話飄在空中，總給人一種調侃、巴適的感覺，直到打烊前的深夜12點，店鋪里傳出的說話聲、笑聲，都是這一帶的主旋律。
但如果你把天府大道比作一條河流，向南順流而下，過了立交橋，幾公里外，位于成都南邊的高新區會出現在你的眼前，帶給你另一番景象——道路漸漸開闊，建筑慢慢變高，足道按摩店和茶室不見了，代替它們的，是寫字樓下的圖文打印店。相比以傳統商業、服務業為主的老城區，這里互聯網公司的濃度達到了最高。
河流的兩頭，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景象，這是最近十年才出現的變化。更低廉的用人成本、更優惠的招商政策，以及持續提供畢業生的大學，都吸引著互聯網公司們在成都高新區落戶。以天府三街為直徑畫一個圓，可以看到騰訊、字節、攜程、螞蟻等多家互聯網公司的logo，宣告著自己在這座城市里的地盤。
就像北京西二旗的“后廠村”一樣，白天，年輕人們在寫字樓里伏案工作，6點之后，才突然從大樓中出來，像溯洄的魚群一樣填滿原本空曠的十字路口和地鐵站。由于上下班的人太多，貫穿老城區和高新區的1號線地鐵上，有人曾經擠丟一只鞋。
成都夜生活豐富，而高新區是夜班生活豐富，每天晚上10點以后，高新區的大樓都還齊刷刷地亮著燈。
從外地涌進來的大廠人和互聯網企業們，甚至在這里構建出了一個商業生態，養活了許多成都本地人。在這里賣鮮花的李亮對此感受頗為深刻。每天下午4點，他會準時推著一車鮮花，出現在騰訊辦公室的樓下。他是80后，成都本地人，家住老城區，從前干過銷售、開過店，因為不喜歡上班通勤，追逐自由，來這里賣花為生。
他對附近的大廠了如指掌，眼前這棟樓里，大多是騰訊審核崗員工，對面那棟，則是電銷人員比較多。他說，在這里賣花，“一天最少也有100塊錢”，賣一個月，可以純賺四千多元。
跟李亮同時出現的，通常還會有一個烤紅薯攤、一個烤腸攤。最近，烤腸攤阿姨準備調整工作時間，因為一個大廠的女孩告訴她，“阿姨，你早上來吧，我們公司早飯不免費”。
高新區，也為滴滴司機和外賣小哥創造了新的工作機會。在高新區，外賣小哥小亮找到了完美送單的規律：工作日在高新區接單，周末回老城區。兩個地域的單量完全反過來，周末，高新區就像無人的鬼城一般，有商家甚至會在周末歇業半天。
一位70后滴滴司機告訴我，自己曾是成都一家鋼鐵廠的工人，本來端著鐵飯碗，突然有一天下崗，工廠也不開了。他失業了一段時間，每天在家喝喝茶，打打牌，直到看見高新區一點一點建起來。他成了滴滴司機，喜歡在晚上接高新區的單子，“距離長，都是回老城區的，能掙到錢”。
所以，一到下午，他就往這邊跑。唯一不好的地方是堵車，晚上7點以后，“高新區的路全紅了”。
▲ 入夜后，天府三街依然燈火通明。圖 / 視覺中國
對峙
年輕人對成都的渴望，是尋找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周苗苗最初的設想很美好——拿著高新區的薪水，在老城區生活。高新區是成都的北上廣，而老城區是自己的精神老家。
剛到成都的前半年，周苗苗確實過上了一段快樂的日子。一到了周末，她對照著成都地圖，坐地鐵穿越大半個城市去“解鎖”好玩的地方，春熙路、太古里、玉林街一一走過，缽缽雞、尖椒兔、牛蛙火鍋都嘗一遍。還去了一趟熊貓基地，看剛出生像糯米團子一樣的熊貓寶寶。
但這樣的休閑生活，很快暴露出了尷尬的一面。
首先體現在收入上。來了成都，她的薪水打了5折，只有在深圳時的一半，除去房租和衣食住行、娛樂的花銷，沒剩多少。
還體現在發展空間上。她所在的“大廠”，其實是大廠的分公司，負責的不是核心業務，集中在客服、審核、電銷，她做的就是審核崗，唯一的上升空間是成為管十幾個人小組長、管幾十個人的大組長，還是做審核。對她來說，這上升空間基本就到頭了。
選擇成都作為落腳點的年輕人，或多或少經歷過這樣的幻滅。
成都一度是年輕人理想的生活城市。由于成都政府的房價調控政策，在2016年之前，成都新開盤的房子，一直保持在每平方米1萬左右。加上這些年不少互聯網、新能源公司到成都，也創造了不少就業機會。根據2021年四川省統計局的統計，近十年來，成都常住人口增加581.89萬人，是諸多新一線城市中人口凈流入最多的城市。
但離開北上廣，卻掉入了另一個“北上廣”，是這些年輕人沒有想到的。比如80后楊夏，他曾在北京西二旗的一家互聯網公司做產品經理。在北京的時候，他跟同事經常加班到夜里11點。有一回，為了修復產品問題，同事還打了個地鋪睡在公司里，連續熬了兩天兩夜。
這樣的工作節奏，也談不上什么生活。約朋友吃飯，總是8點人才到齊，吃完沒聊一會兒，就得去趕末班地鐵，買房定居也讓他有些可望不可即。在這個時候，他覺得成都是他最好的選擇。
但來到成都之后，他又覺得自己格格不入。楊夏剛來成都時，入職了一家小公司，過去兩周上架的產品，這邊要六周，程序出現問題需要修改，程序員好像沒看見，6點準時背包下班。他無法理解同事的行為，很憤怒，“按照過去的工作經驗，一個人出了問題，影響的是整個團隊的績效”。
有一次，因為想把產品花精力做得更精細，楊夏直接跟一個比他年紀大的同事吵了起來。對方覺得，“能實現功能就可以”，但楊夏擺出過往在北京的經歷，“在北京，如果半年沒有做出來一個成功的項目，就不能升職漲薪”。
一番爭吵下來，誰也說服不了誰。年長的同事說：“如果你留在大城市追求事業，做多大的夢都可以，但這里是成都。”
最后，沒多久，楊夏就從那家成都公司離職了。
作為一個新卷起來的城市，生活在成都的年輕人們，開始面臨著“要生活還是要卷”的選擇，這樣的對峙，在高新區逐漸白熱化。
“卷王”周苗苗的同事，有一些，屬于“生活派”。有的人，由于太過于生活，以至于工作上總失誤。比如周苗苗就發現，有個同事對工作不怎么上心，即便是被領導約談了幾次，最后還是能像沒事人一樣繼續犯錯。
周苗苗也意識到，自己的到來改變了同事的生活。有一次，因為有緊急工作，她拉著同事A多加了一會兒班，另一位同事發現周苗苗和A的工作頭像還亮著，給A單獨發私信嘲諷：“怎么還在卷？”
更令人無奈的消息是，因為太多人涌入，原本親切的成都房價，也被越推越高。從2018年到現在，高新區的房價一點點漲起來，二手房從兩萬漲到三萬，新開的樓盤也從均價一萬多漲到了兩萬以上。
周苗苗本來想要買房，在離公司8公里的地方看中了一套房子。等快有購房資格時，她再一看，那套房子漲了60萬。她慌了，不能再等了，讓父母拿出積蓄，用父親的資格買下了那套價格300萬、四室一廳的二手房，距離公司大約十公里。
買到這套房，周苗苗感嘆自己的運氣。當時，中介為了避免惡性競爭，給看中同一套房子的人排了號，周苗苗拿到的是3號，結果，前面的兩個人，一個人沒有購房資格，另一個放棄，這才輪到她。
一位成都地產公司經紀人，記得那幾年的盛況，地產門店開遍了高新區，“都不用出去找客戶，就坐在售樓處，一開盤，人就像搶白菜一樣涌進來，開一次盤能掙10萬，三個月開一次，躺著賺錢”。
▲ 成都老城區一角。圖 / 徐晴攝
成都折疊
對周苗苗而言，卷起來的原因不只是大環境變化，也是她的一種“本能”。
生活于一個折疊的成都之前，從小到大，她都在老家四川綿陽度過。那時，她是家族里成績最好的孩子。周苗苗的父母都很節儉，可以幾年不買新衣服，舊T恤改造成抹布繼續用，但愿意每年拿出三萬塊錢讓周苗苗上私立初中、高中，那相當于母親或父親一年的工資。
她從小在競爭中長大。在那兒，學習排在生活的最頂端，她也像眾多的小鎮做題家一樣，高中三年被無止境地刷題填充。拿到來自北京985大學的錄取書的那天，父親開車跟她一起去。因為太激動，父親先是差點把另一輛車追尾了，又在一個路口走錯車道，被交警罵了一頓。但他絲毫沒有被影響，臉上全是開心。
那時候，她初次嘗到“卷贏了”的快感。
某種程度上說，“卷贏”可以提供一些自由。大學時，周苗苗可以自由支配三萬塊錢一年的生活費；家族群里，有人催婚，她不樂意，可以直接退群。她在深圳，找到了年薪20萬的工作之后，即便是選擇離職去成都，也可以自己決定，幾乎沒遭到什么阻攔。
但接下來的事情，就不那么愉快了。當她回到成都，收入砍半，驟降到七八千元的時候，她發現曾經的自由，也隨之折疊了一部分。比如房子，首付父母出了大頭，房貸父親也支援了大部分，接下來，母親開始念叨相親和結婚。有一天，母親突然對她說：“你一個985畢業的，怎么混得這么挫？”
像這樣，在一個折疊的成都面前，年輕人被迫學會重新認知自己。
在成都，因為高新區和老城區的區別，也因為互聯網公司和傳統行業的差異，穿梭于天府大道的兩頭，落差感作為一種生活的底色，不光存在于本地人和外地人中，也存在于行業與行業之間。
在成都，除了審核、電銷等基礎的勞動密集型崗位，只有個別幾家大廠，選擇把重要的業務放在了這里，比如騰訊的天美工作室。
95后許佳總是開玩笑，稱自己做的是“二等工作”。他覺得，一等工作，是成都騰訊天美工作室的人，隸屬于騰訊總公司，賺錢很多；而在他的下面，“三等工作”則是外包員工。產生這樣的階層劃分觀念，源于他自己做的是負責枯燥的審核工作，一個月的薪水7000塊。
天美工作室在四層，每次坐電梯，看到有人按了四層，他都會悄悄瞄一眼對方的工牌。許佳說：“我很羨慕他們，一個是工資收入，是我的幾倍，一個是他們的工作內容，更有創造性。”但他也知道，那是極少數人才能進入的樓層。
作為外地人，許佳買不起成都的房子，以他的薪資水平，想在高新區買一套80平的新房，不吃不喝不租房，也要存二十多年，“這可是在成都，不是北上廣”。
伴隨著資本流入成都的，總會有洶涌的欲望。很多成都本地人，也在仰望著幾公里外像寫字樓一樣高聳的生活。在大廠樓下賣花的李亮說，從前成都市中心的房子才一萬多，現在漲到了兩三萬。他描述著那番景象——距離高新區十多公里的麓山和麓湖，一個是歐式風情的高檔社區，建在山上；一個是別墅區，建在湖中央，出來進去需要坐船，全是有錢人才能買得起的地方，一套別墅950萬起。
與此成為對比的，就在上個禮拜，他刷成都本地抖音，看到有人說“斷供了”，他還刷到一條，說“2022年一季度成都平均薪酬達到了9625元”，回復里，一些人納悶，啥時候成都的平均工資這么高了。
但年輕人們不得不習慣這種折疊。曾在大城市工作的成都本地人徐可可，在回到成都后進了國企，收入驟減到幾千塊錢，但她安慰自己，回成都是為了生活。她屏蔽了常常在朋友圈里“凡爾賽”的大學同學，對方去香港賣保險，掙了不少錢，發朋友圈說自己“物業費太貴了”。
可可立刻領會了他的意思，“就是說他在香港買房了”。
她本以為，回到成都，遠離那些財富神話，就可以繼續平和地過日子，直到有一天，她看到自己的朋友投資了高新區的幾處房產，房價從一萬多漲到了五萬多，朋友把房子租出去，實現了財務自由，心里的羨慕有些止不住了。可可不敢說出自己的具體薪資，在第二次被問到之后，她還是岔開了話題。
成都曾經是一個工業城市。土生土長的90后羅宇，他的父母，都曾在紡織廠和鋼鐵廠工作，經歷過下崗。在羅宇的成長過程中，父母就算下崗了，也高高興興地，每天打牌，不想太努力，日子平平常常地過到現在。
但在羅宇讀大學時，互聯網造富的神話就席卷了成都。有師兄師姐進互聯網公司，會被學校邀請回來講座，他幾乎是聽著成功者的故事，度過了自己的大學時代。現在他已經畢業，他覺得，自己無法再像父母那樣了，他渴望成為那個“贏家”。
尤其是，那個高新區塑造的世界，離他只有幾公里之隔，它在誘惑著他，朝著成都的南邊進發。
▲ 成都府河，沿河南行，為天府三街所在的高新區。圖 / 視覺中國
圍城
但現在，一切都變了。
這幾年，吹過高新區的風弱了下來。因為整體效益下行，大廠們開始收縮，成都也無法幸免。去年，周苗苗的領導通知大家，績效最差的員工將不再續簽合同，給n+1賠償。
這時候的高新區，等待進入的人，和被動出去的人，共同抬升了競爭的強度。前陣子，周苗苗幫領導做招聘工作，一個月薪4000塊的外包崗，只招一個人，但收到了二百多份簡歷。她細看那些精心設計的簡歷，發現“有些人確實跳槽越跳越差了，公司越來越小，本來是正式員工，跳到了外包崗”。
今年，另一個年輕人李潤所在的高新區的設計院，在畢業季，收到了上千份簡歷。最后公司淘汰了九成以上。最后有資格留下的人里，有來自常春藤大學的留學生。
但與此同時，李潤的公司開始降薪，他的收入降到了最低點。
一面是降薪，另一面，在工作中，領導們的要求卻越來越高。他總是聽到批評，沒有肯定，他很挫敗。有一次情緒繃不住了，是因為開會時他的直屬領導一直批評他的方案有問題，過了幾天，整個部門的大領導看方案，說，“這個東西確實不好做，你能做出來值得表揚”。那是他第一次聽到表揚，他沒有忍住，去廁所哭了一場。
與此同時，公司的制度也“卷了起來”。今年開始，設計院調整了工作時間，上午8:30~12:00，下午2:30~6:00，晚上7:00~10:00，周六周日上午休息，“跟高三一樣”。
但更多的人，面對的是不得不卷，又卷不動的困境。
在高新區，許佳是大廠的審核員。2021年剛入職的時候，許佳每天的任務是一天工作7個小時，審核600-700條數據，薪水在7000元左右。工作難度不大，普通人經過培訓都可以勝任，只要坐在電腦前，眼睛盯著數據，手按著鼠標，機械性地進行幾種操作。
但隨著時間推移，公司又入職了不少年輕的新同事，其中有一位女孩，在KPI是600條的時候，可以一天審核1000條。公司領導很快發現了這件事，把KPI調整到1000條，但又有人可以一天審核1500條。KPI越來越高，到現在，薪資沒變，許佳和同事的KPI卻翻了三倍，每天得多加兩個小時班，審核2000條數據。
而那位女孩，依然是同事里的“卷王”，可以審到2400條。
許佳不理解，公司確實有績效評級，但不同等級之間的收入只相差一千多，“她就為了這一千多塊錢，要把自己累死了”。他偷偷打聽過，女孩帶著全家來成都定居，在成都買了房子，背上了很高的房貸。
為了盡量多存一些錢，除了工作之外，許佳也想出別的辦法，比如盡可能多薅公司羊毛。現在，公司早餐和晚餐免費，他會早上多拿一點飯，打包到工位上，等到中午當作午飯吃。審核工作分早晚班，早班下午4點結束，他會在公司待到晚飯時間，吃完晚飯再回家。
“就是跟生活斗智斗勇。”許佳說。
▲ 圖 / 視覺中國
輸贏
某種程度上，如今能夠卷起來的人是幸福的。
在聊到的這些年輕人里，不同的人，對“卷”有不同的定義。有人覺得“卷”是一種努力；有人覺得“卷”是一個貶義詞；還有人覺得“卷”是一種無奈。但不管時代如何變遷，對這些年輕人來說，卷總是會有兩種結果，贏或是輸。
年輕人們迎來了自己階段性的結局——
前段時間，周苗苗成功升職成班組長，重新擁有了一些底氣和自由，有親戚給她介紹對象，她用“最近升了領導沒空見面”為由拒絕了。而從大三就開始卷的羅宇，進入了大廠在成都的總公司，入職了一個“兩三年沒有招人”的重要部門，在24歲的年紀拿到了3萬以上的月薪。他計劃，要在自己28歲時達到年薪100萬，買一輛保時捷。至于設計院的李潤，躲開了優化，成為了部門里的核心成員，“有90%的概率不會動我了”。從上海回到成都的程風，是輸的一方，他的“有挑戰性的大項目”沒做好，領導不認可，最后拿了一個很差的績效。
卷不動的人開始想著融入成都。
2017年，因為無法接受同事“太不卷”，楊夏離開了那家小公司，入職一家創業公司，沒過多久，公司倒閉，他借著這個機會轉到傳統行業，錢賺得少了，時間豐裕了。他可以每天下午五點下班，約朋友一起去吃飯，喝酒，或是回家育兒，帶愛人孩子出門散步。
回成都的第一年，他跟朋友聊天時，在北京時的往事總是話題中心，時間越久，“北京”出現的頻率越低。楊夏把重建生活的過程稱為“本地化”，這是大部分回到成都、并且能一直在這里生活下去的人的必經之路。
最近，做大項目失敗的程風，也開始了“本地化”的嘗試。他每周末去打卡成都的咖啡館，跟陌生人聊天，看到咖啡師招呼著客人，熟練地調制咖啡時，他冒出一個想法，自己有沒有可能離開互聯網公司，做個快樂的咖啡師？
還有人來了又走，比如許佳，他最近兩個月經常打開招聘軟件，看廣州的工作機會，“相同崗位工資比成都高1.5倍”。跟周苗苗前后腳來成都的朋友，去了深圳，對方說，“累，但是工資翻倍”，就連“卷王”周苗苗，也有些想回去。
但她確實也回不去了。尤其是現在，她更擔心的是自己能不能一直留下來的問題。她的崗位并不是盈利部門，她總擔心自己是不是也有一天會被外包替代，“公司如果想降本增效，都換成便宜的外包也不是不可能”。
十月下旬，周苗苗推掉了加班任務，難得地跟朋友去了成都的熊貓基地。在久違的自由空氣里，她和朋友在熊貓別墅外閑逛，看熊貓把自己攤成一張餅，躺在架子上曬太陽。朋友跟她感慨：“要是變成熊貓就好了，不需要工作，每天吃、睡、玩，所有人都愛自己。”
周苗苗幾乎本能地回答——“別想了，熊貓還得出國交流呢。”
▲ 成都熊貓基地。圖 / 受訪者提供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
文章為每日人物原創，侵權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