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致這些痛苦、抑郁等復雜情緒的并非是疫情本身，而是疫情的催化所帶來的人們無法適應的改變
(相關資料圖)
2022年12月24日，安徽淮南，安徽理工大學考點，考生在考場外進行最后復習。
“我馬上就要考研了，好擔心自己在臨近考試的時候感染新冠。”
“如果我感染了新冠，不小心傳染給有基礎疾病的家人該怎么辦？”
“感染后我被辭退了，好像生活的意義也同時崩塌了。”
……
胡馨怡默默地看著最近這些留言，就像一個樹洞一樣，裝下人們的各種傾訴。
胡馨怡是北京新陽光慈善基金會“聯愛護心”公益項目的負責人，這個項目從2020年4月啟動，旨在針對疫情期間的心理困擾，通過提供免費心理熱線、一對一咨詢、講座培訓等方式為公眾疏解情緒。
項目轉眼已經運轉了三年。胡馨怡一路見證了公眾情緒的高低起落，也敏銳地捕捉到最近的變化——2022年12月初疫情管控放開后，公益熱線曾短暫地消停過一陣兒，然而僅僅過了一周，電話又一個接一個地響了起來。
對痛苦的抵制
最近，蘇盈剛剛從一系列的情緒風暴中緩了過來。
疫情管控放松后，還在失業狀態的蘇盈高興了好一陣子，覺得終于能線下求職了，未來機會可能會更多，就算感染了，也能熬一熬，三四天就能好。于是，她每天都熱切地尋找各種面試的機會，每次出門都“全副武裝”，做好各種防護，以降低被感染的風險。
但感染還是來得猝不及防。回想起來，是有一天樓上的一位老爺爺陽了，打不通救護車電話，她就幫著撥打了電話。即便戴著口罩跟老爺爺刻意保持著距離，她還是被傳染了。
發燒的時候，她突然陷入巨大的焦慮和恐懼之中。剛開始她沒有退燒藥和抗原試劑，無從知道自己是一般感冒還是感染了新冠。后來，只好去醫院開了藥。但接下來的4天時間里，她一直高燒不退，最難受的時候一整晚無法入睡，心里有種崩潰的感覺。而在睡不著的夜晚，她打開手機刷新聞，各種負面信息撲面而來，讓她感到更為混亂和窒息。
好不容易熬過了高燒階段，這時一家公司邀約蘇盈面試。她忍著“吞刀片”式的嗓子疼，一邊打起精神去面試。在回家的路上，她覺得整個腦子都不聽從指揮了，很多情緒一下子涌了上來，說不清具體是什么，只是感覺籠罩在一大片抑郁之中。
幸運的是，蘇盈順利通過了面試，這是她三個月來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她開始收拾行李，搬到離公司近一些的地方，準備好好去上班。但就在這個時候，蘇盈突然感到胸悶，喘不上來氣。她再次來到醫院，醫生告訴她這是新冠后遺癥的一種，需要輸液一周。這時，蘇盈感覺心里的防線崩塌了。
一邊輸液，一邊痛哭，“可能這段時間積壓了太多的情緒，身體和心理都在備受煎熬，而且也不知道這種胸悶會持續多久，能不能好徹底。同時也開始擔心家人感染后萬一也像我這樣癥狀強烈，能不能熬過去。”蘇盈說，這是她第一次想到要求助于心理咨詢。
在胡馨怡看來，蘇盈經歷的一切也反映出了當下人們普遍面臨的心理問題：對于感染和后遺癥的恐懼，對病毒的不了解，加上過載的新聞信息制造的焦慮感，個體獨自面對身體和心理雙重打擊的孤單無助感……
“這與封控期間人們所面臨的狀況有了很大不同。有利的變化是人際距離改變了，人們可以直接地、面對面地相處，同時全民形成了一種應對新冠感染潮的共同體心理，這些都會讓封控期間的負面情緒得以消解。”中國心理學會科普委副秘書長唐義誠說。但另一個問題冒出來了——當下面臨海量的網絡信息、不停反轉的新聞敘事時，人的大腦會產生倦怠感，從而觸發負面情緒，甚至產生政治性抑郁。
所謂政治性抑郁，即由環境變化所帶來的情緒起伏，會讓人感覺憑個人力量“做什么都沒有用”，從而陷入自我批評和自我攻擊之中，情緒就更為低落。
此外，還有很多人出現了過度囤積藥物、過度CT、幻陽癥等情況，雖然這并不是臨床診斷上的“病癥”，但當這些行為嚴重影響到生活時，也需要專業心理指導加以干預。
胡馨怡認為，這些新的現象背后代表著的是一種“對痛苦的抵制”——倦怠社會已經在人們的心中埋下了痛苦的種子，疫情只是做了催化，人們開始抵制痛苦，只求生存（不感染），放棄了許多生存以外的意義世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個體有一些與社會主體聲音不一致的想法或追求，就會陷入更大的困頓與絕望，也會為了抵制痛苦的到來而做更多妥協，讓人生的開創性萎縮。”
2022年5月18日，北京，公園內一位市民在“不扎堆、不聚集、戴口罩”的標語旁休息。
打破無力感
那么，面對這些復雜的情緒，該怎么辦？
中國心理學會科普委副秘書長唐義誠表示，情緒不會因為人的自我壓抑或理性層面的忽視而消失，如果長期得不到疏解，會對人的認知能力、情緒自我調節能力、日常生活秩序產生沖擊，甚至會引發人與人之間的沖突。
在2022年年初上海和吉林疫情比較嚴重的時候，唐義誠曾帶領心理志愿服務隊為人們提供心理咨詢服務。他認為，當時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突然的封控導致的社交隔離，人們的心理問題主要來自巨大的孤獨感。而在當下，需要關注的是復工復學的心理準備，以及感染新冠帶來的壓力。
唐義誠認為，當下可以讓更多已經恢復了的“陽康”人群通過網絡分享經驗，降低其他人對感染的恐懼感，也可以在面對海量網絡信息時，多一些自我覺察能力。他建議，如果已經感到信息過載的壓力太大，就要暫時從網絡世界中脫離一段時間，保護好自己的心理邊界。
而應該在什么時候尋求專業力量的介入，則主要取決于三個維度的判斷：首先要看負面情緒是否已經影響到正常生活；其次，是看情緒狀態一直比較糟糕的時間是否超過3個月；最后，是看情緒的自我調節能力是否還起作用。
“如果以上這三個條件都滿足，就必須尋求專業幫助。” 唐義誠說。
胡馨怡坦言，希望心理服務能夠被更多人接納和認可。這三年以來，她負責的團隊遇到過很多問題和挑戰，比如，尋求免費心理咨詢的一般是社會經濟地位不占優勢的人群，他們對心理咨詢并沒有一個很好的理解和認識，經常會頻頻取消預約，或者是在自認為狀態良好時就隨意中止咨詢，導致效果不理想。后來，團隊只好主動與醫院、社區對接，借助這些機構的背書和推動，才有更多人愿意堅持下來。
“有時候公共事件會給人帶來強烈的沖擊，導致個體心理受損，但這并非不可逆，只要我們積極尋求幫助，改變就會發生。信心很重要！”胡馨怡強調。
2022年10月10日，北京，疫情期間，戴口罩在路邊休息的老年人。
老年人需要得到更多關注
胡馨怡告訴《中國慈善家》，她和團隊目前最關注的是老年人群體，也呼吁大家多關注老年人的心理問題。
老年人就像是“冰山下的一角”，不容易被看見。胡馨怡和團隊在服務過程中發現，無論是在過去的三年時間抑或當下，老年人的身體和心理層面都更加脆弱，而且這個群體更難觸達，因為大部分老年人不會使用網絡求助，也不了解什么是心理咨詢，因此很少有人會主動求助。
胡馨怡透露，“聯愛護心”公益項目提供心理服務的老年人，主要是通過社區、醫院轉介至團隊。面對心理咨詢師，這些老年人會講述讓自己感覺不舒服的事情，觸發情緒時也會流淚，但對心理疾病的病恥感很重，往往傾述完之后不會配合下一步的咨詢或藥物建議，就此戛然而止。由此可以看出，這些老年人是多么孤單、恐懼和無助。
年過六旬的楊忠偉就是“聯愛護心”的一位幫扶對象，他在很長時間里都與哥哥相依為命。2021年年初，楊忠偉的哥哥不幸感染了新冠去世。楊忠偉此前的生活一直很依賴哥哥，哥哥去世后，他失去了生活和精神的雙重依靠，也陷入巨大的創傷之中，同時也會責備自己為什么沒有能力為哥哥爭取更多的醫療資源。而在當時的疫情封控條件下，他無法為哥哥辦一場體面的葬禮，這讓他更為自責和痛苦。
聯愛護心在與社區合作開展心理健康測評和篩查時，才發現了深陷痛苦的楊忠偉。此時，他已經有四個月沒工作，也很少出門，并且拒絕與家人朋友聯系。
當楊忠偉第一次接觸心理咨詢的預檢時，他幾乎每說一段話就會痛苦流涕，咨詢一度無法順利進行下去，后來，當他同意接受正式的咨詢后，也會不時質疑，“心理咨詢到底能起多大作用？”
在各方努力下，楊忠偉堅持了下來。用了一年時間，他完成了30次咨詢，逐漸從復雜的痛苦中走了出來，知道如何更好地體察自己的情緒，并主動聯系家人，也開始積極找工作。
在胡馨怡看來，楊忠偉接受心理服務的過程，或許是很多老年人群體心理服務狀態的一個縮影。老年人對心理咨詢感到陌生和不信任；開始咨詢后往往要花比年輕人更長的時間才能打開心扉；大多數老年人已經形成了比較固定的認知模式，改變的發生也需要更長時間。
眼下，胡馨怡和團隊所接聽到的來電咨詢仍舊很少有老年人。胡馨怡說，面對目前新冠感染的風險，可以想象得到老年人對疾病、死亡有著更深的恐懼和擔憂，在感染后也有可能會出現如何照料、如何決策等問題。
“在過去，社會公眾可能對老年公益的關注相對少一些。此次病例集中暴發讓我們真切感受到身邊老人的需求，通過推己及人，促使社會公眾能夠更多地關注到老年人群體的需求、支持到老年公益活動中來。”胡馨怡說，“如果說兒童是祖國的未來，那老年人就是我們的過去，而過去和未來同樣重要。”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蘇盈、楊忠偉皆為化名）
作者：陳柯宇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圖片編輯：張旭
值班編輯：萬小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