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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大學生被騙入傳銷組織3個月后,父親“殺”進窩點解救

    2023-02-11 09:39:51    來源:鳳凰WEEKLY    

    一個大學生被騙入傳銷組織有多容易?只需要某個不熟悉的同學說“有工作,工資4000多”。25歲的毛曉璐就是這樣被騙走的。


    【資料圖】

    而一個父親要把女兒救出卻艱難百倍,并要依賴種種運氣。好在毛曉璐的父親毛明軍做到了。本以為人救回來,事就結束了。但幾個月后,毛明軍發現,那段經歷給全家人帶來的陰影遠未消散。

    文 × 陳龍

    編輯 × 雪梨王

    從傳銷組織出來大半年,2023年春節過后,毛曉璐終于找到了一份銀行的工作。沒上幾天班,她又被分配到了離家幾十公里處一個相對偏僻的支行,需要“在一個農家院里住宿”。

    全家人合計了下,決定讓毛曉璐辭職。大半年前誤入傳銷組織的經歷,讓父親毛明軍有了心理陰影,他不敢讓女兒走得太遠。

    陰影一直都在——幾個月后,毛明軍還記得視頻通話那端,戴著口罩的毛曉璐。

    “你把口罩摘下來,我看看你臉上的疙瘩(痘痘)下去沒有?”隔著手機屏幕,毛明軍要求。毛曉璐剛摘下兩秒,旁邊傳來一個陌生的聲音:“把口罩戴上!”毛明軍心里一哆嗦,他確定,女兒被傳銷組織控制了。

    這之后,為避免女兒受傷害,他開始在微信、視頻通話中“配合她的表演”。

    彼時的毛曉璐剛剛畢業,她的整個25歲,都被傳銷吞噬了。

    控制

    誤入傳銷組織的消息是在2022年5月13日傳來的。

    晚上九點多,毛明軍接到學校輔導員的電話。彼時,毛曉璐剛“出門打工”兩個月。電話里,輔導員告訴毛明軍夫婦,有兩個同學剛被山東臨沂警方從傳銷組織的窩點解救出來。兩人說在窩點見到了毛曉璐,但在警方搗毀該窩點的前幾天,毛曉璐“已經被轉移走了”。

    25歲的毛曉璐原本會在6月,從河北一所本科院校畢業。也因此,剛過完年,她就忙著找實習單位了。3月2日,毛曉璐告訴父親,要跟同學去秦皇島打工。兩天后,她又跟父親說,秦皇島本地工資只有2000元,一個同學給她介紹了份山東臨沂的工作,工資4000元,“還可以帶家屬一起去”。

    毛明軍沒在意,他覺得是好事。

    3月5日,毛曉璐坐火車離開秦皇島。不久,她給父母發來一個定位,顯示到了“山東臨沂市蘭山區”。那之后,毛曉璐再也沒給家里發過信息。十多天后,毛明軍開始起疑。他問妻子,女兒去哪兒了。妻子納悶,“不是上臨沂了嗎?”可毛明軍總覺得不對勁。

    同校同學表面介紹工作,實則是傳銷誘餌。

    接到輔導員電話后,他馬上給女兒打電話。“大閨女,你是不是被騙入傳銷組織了?”毛明軍直截了當。女兒否認,說自己在學校學習。

    毛明軍隱約想起,此前屈指可數幾次和家人的通話,毛曉璐都用打字或語音交流,“說話都不是她的口氣。”偶爾的視頻通話,也都戴著口罩。毛明軍聽人說,陷入傳銷組織的人隨時會被看著,行動、說話,甚至想法都受控制。

    其間,毛曉璐還以“準備考研”“報考研補習班”的名義,向父母要了7萬元錢。這7萬元,是毛明軍和妻子東拼西湊來的。

    毛曉璐說服父母的理由之一是,“這份工作,我一個月工資4000,人家(有碩士學位的人)1萬。等我考上研,碩士畢業,一個月1萬多。一年就能把這錢給你還上。”2022年4月10日,毛明軍微信給女兒轉賬。那之后,毛曉璐基本不跟家里聯系了。

    從5月13日起,毛明軍開始謀劃著解救女兒了——他先是到秦皇島市海港區某鎮派出所報案。幾天后詢問進展,對方說,“不夠(條件)立案”。毛明軍不能理解,他說女兒3月5日出門,兩個多月毫無音信。終于,在所長的幫助下,案子立上了。但民警告訴他,經過查詢,毛曉璐“沒有買火車票的記錄,也沒有住旅館的記錄”,“一點線索都沒有”。

    實際上,毛曉璐一直有搜集車票票據的愛好。當時從秦皇島前往臨沂的高鐵票,她一直夾在駕駛證里,至今保留著。

    偶爾視頻對話里的毛曉璐,始終戴著口罩。

    “配合表演”

    毛明軍“魔怔了一樣”,吃不好也睡不好。

    他每天翻手機,找人打聽傳銷組織“內幕”。網上聯系到的幾個反傳銷人士告訴他,“進入傳銷組織的人,只要家人不著急,他(她)永遠都不會回來。”曾在媒體工作的外甥了解情況后也說,“老舅你必須得找,不找這孩子不會回來。”

    但毛明軍沒那么多資源和辦法,這個53歲的男人甚至很難為自己找到一份像樣的工作——這幾年,他經常在秦皇島打零工,在工地上搬水泥、鋼筋、鋼管,每天收入在100元到150元之間。因為家里有親戚在北京做建筑工程,所以毛明軍的兩個孩子所學專業都和建筑有關。他想著,也許以后能讓孩子去親戚那兒工作。但2022年親戚經營狀況不佳,毛曉璐只得自己出門找工作。

    “找不回女兒,我寧可死在外頭。”毛明軍暗暗下了決心。

    他原本想在5月動身去臨沂,可聽說當地有疫情,去了要隔離,因此耽擱下來。那段時間,毛明軍一直跟女兒保持聯系。有人提醒他,進了傳銷組織,干什么事旁邊都有人看著。于是,為數不多的幾次通話中,毛明軍夫婦只能小心翼翼地說話,裝作不知道女兒的危險處境,“含著淚往下‘演’”。電話打通了,他大多會寒暄幾句,“大閨女,上學怎么樣”,再叮囑“好好學”,或是關心下“吃了什么”,“想吃啥買點,沒錢了跟爸說”。但實際上,他已經囊中羞澀到掏不出錢了。

    6月10日,距離毛明軍報警過了一個月,秦皇島、臨沂兩地警方毫無消息。他多次致電臨沂警方,對方一直勸他,“不要過來。”毛明軍又再次詢問女兒“在哪里”,毛曉璐發來了一個“南京江寧區吉山考研小鎮”的定位。

    毛曉璐給父母、好友發來定位,但卻拒絕進入位置共享。

    一天傍晚,毛明軍找侄子商量,打算次日開車去南京找女兒。臨走前,他找當地神婆算了一卦。“大仙兒說,明天不是出行吉日,讓我四天后再出發。”

    就在等待的四天里,一位親友找人做了通訊定位,確認毛曉璐還在臨沂市羅莊區。

    6月20日,毛明軍決定去臨沂。為了讓臨沂警方配合,也為了避免去后被隔離,臨走前,他去老家派出所開“尋女證明”,哭鬧了好一陣才辦成。

    夫妻倆,加上毛曉璐的姨父和兩個司機,一行五人連夜開車前往臨沂。

    “情報”

    23歲的山西人李桑和毛曉璐被騙進了同一個傳銷團伙。也正是他,在被解救后提供了毛曉璐誤入傳銷組織的消息。

    李桑是被老同學“騙”進組織的。2022年3月,他突然收到來自專科寢室室友付某的問候。從那所專科學校畢業五年了,他們基本沒什么聯系。此前李桑失業后再也沒找到工作。得知了李桑的情況,付某邀請他去臨沂“見見面”,“玩上一個禮拜,說不定還能找一份工作。”

    3月3日,李桑坐高鐵到達臨沂——從時間線上看,只比毛曉璐早了兩天。而他們一同陷入的,是北派傳銷的經典品牌“蝶貝蕾”。該組織曾是公安部掛號的大案,早在2006年,涉案者就多達50余萬人,涉案金額20億元。

    5月中旬,組織內一個男生的家人找臨沂警方報了警,警方根據線索摧毀了該窩點,李桑跟著獲救。同時獲救的,還有一個叫羅帆的姑娘。羅帆也是在石家莊找工作失敗后,被同學王某蓉以“有份在天津的工作還不錯,項目遷到了山東,剛好還缺人”為由,騙到了臨沂。去窩點之前,三男一女陪她逛了兩天街,摸清了她的底細。

    見面前,傳銷人員會故意失聯,考察被騙人性格并消耗其精力。

    被解救當晚,李桑告訴羅帆,“毛曉璐好像也是你們學校的,她被騙了7萬塊錢。你進來之前,她已經被轉移到另一個‘家’(窩點)了”。羅帆把自己和王某蓉共同認識的朋友問了個遍,確認毛也是被王某蓉騙走的。

    羅帆既不認識,也沒見過毛曉璐。而王某蓉在窩點里陪羅帆待了一個星期后,就消失了。5月12日,羅帆從派出所出來后,王某蓉在微信上問她,“安全到家了嗎?”羅帆回復,“什么樣叫安全?”對方沒再回復,并在朋友圈屏蔽了羅帆。

    解救

    這趟出門尋女并不容易。6月21日至24日,毛明軍在臨沂羅莊區找了6個派出所。6月21日,派出所先把他們帶去一個之前被端掉的窩點,又帶著他們走了三四個村,毫無結果。23日,民警帶他們見了一個30多歲的小伙子。“警察說,這個人是做民間反傳銷的,你給他點費用,他們找人比公安還快。”民間反傳銷,一般價格在2萬元以上。此前,毛明軍也在網上找過幾家反傳銷團隊,有的開價2.5萬。“我對天發誓,我已經一分錢拿不出來了。”毛明軍說,“我就相信政府,我相信人民警察,我不相信這個。”

    他不理解,既然已經確定人就在羅莊區,秦皇島、臨沂兩地為什么不花工夫找?他曾向警方建議,把女兒照片發給各大隊(張貼),“她看到之后就可以直接報警。”但民警根據以往辦案經驗告訴他,“你可千萬別讓她知道。她要是知道了,更不想見你了”——被洗腦后,大部分受騙者會聽從傳銷組織指揮,躲避家人,有的即便被找到也拒絕回家。

    6月24日上午,毛明軍夫婦去了臨沂市公安局,被拒絕進入。隨后,他們去了彭坡村,決定自己蹲守。蹲守無果后,毛明軍再次找到警方。

    “我女兒3月5號出來,到6月24號,已經110天了。”毛明軍不理解為什么不出警,接著他放出狠話,“不給我找著,我就死在這里。”當天傍晚6點多,四名民警終于和毛明軍、毛曉璐的姨父再次去了羅莊區彭坡村。

    那是一個看起來挺富裕的村子,道路兩側凈是路燈,也有不少監控設施。天線、路燈、樹木,都像極了此前的一段錄屏——聽說毛曉璐誤入傳銷組織后,同學黃碧晨給她打過視頻電話,通話時長8分20秒,黃碧晨保留下一段6分20秒的錄屏。視頻里,毛曉璐穿著淺紫色T恤,扎著頭發,戴著口罩。在仰拍視角里,可以看到沿路貫穿著十幾根電線,道路兩側種著樹,每隔一段有白色路燈。

    錄屏視頻的背景,成了毛明軍找到女兒的關鍵線索。

    民警身著便衣,在村長陪同下搜了一圈,沒有找到線索。他們擔心毛曉璐又被轉移走了,于是請村長調出監控。一個多小時的監控中,毛明軍一眼發現了女兒的身影。“我女兒騎著自行車出來,后座上帶著一個女的,后邊一個男的騎著電動車跟著她們。”村長稱,這些不是村里的人。

    民警很快找到了可疑的院子,并呼叫了增援。敲了幾分鐘門,沒有動靜。接著,警方破門而入,大喊“趴下”。“里面十幾個年輕人,都抱頭蹲在地上。其中有兩個女生蹲在一起,低著頭。”雖然光線不好,毛明軍還是一眼就認出了女兒。

    當天晚上,毛曉璐等十幾個人被帶到派出所做筆錄。路上,媽媽一直拉著她的手,像是生怕她再跑了。警方原本讓他們再等兩天,但第二天,毛明軍就急匆匆把女兒帶回了秦皇島。“我寧可(7萬塊)錢不要了,也必須把她帶回家。”

    窩點

    被救回家的很多天里,毛曉璐悶悶不樂。她的手機、身份證都丟在了傳銷窩點。剛回來的一個星期,她幾乎不與外界聯系。毛明軍屢次想問女兒在傳銷窩點里的情況,她都沉默或避而不談。

    “旁邊都是派出所,你自己不會跑嗎?”媽媽試探地問了一句。

    毛曉璐有些委屈,“我沒見到派出所。我出去的時候,他們(傳銷人員)一直跟著,帶我們走小路。”許多天后,她向記者描述,她進入窩點的第一天晚上,手機就被動了手腳。此后,“蝶貝蕾”傳銷組織以聽課、考試等理由不讓她走,并不斷洗腦讓她接受傳銷的那套觀念。她想過逃走,但院子大門一直鎖著。和家人打電話、通視頻,會有兩名傳銷人員帶她出門,一直跟著。

    “我平時自己一個人習慣了,不喜歡被監視,所以一開始反應挺大的,但是你架不住他們(的氣勢)。”毛曉璐說,后來為了安全,她開始假裝順從,“我堅信,不管多久,家里肯定會有人來找的。”

    和外界通話時,遇到棘手的對話內容,身邊的人就會把手機麥克風關掉,教毛曉璐怎么說。“(他們)告訴我這個話不能說,這個問題不能回。”幾次與父母、同學發送位置或“位置共享”時,傳銷人員也使用了虛擬定位軟件,發出錯誤的定位“南京”。

    那個“家”里的領導只有25歲,十幾個年輕人每天進出、行為都聽他的。“他們的目的,就是讓我們像他們一樣繼續去發展下線,邀請更多人進來。”“家”里的女生都是極少數,但女生“拉新”卻要比男生容易得多。為了防止周圍鄰居懷疑,傳銷人員會用不同手機在窗邊和院子里播放音樂、打游戲的聲音,“讓其他人聽不到里邊在干嗎”。

    漸漸的,毛曉璐相信了“產品買得越多,升級就越快,下個月拿錢就越多”的模式。她覺得投資這7萬后,未來她真的可以賺到數十數百萬,“他們說,等我以后邀請別人過來,賣出多少套之后,級別夠了,就可以當領導了。”

    口頭上,“蝶貝蕾”是一款護膚品——但它永遠停留在口頭上,毛曉璐沒見過真實的產品,那7萬元買來的20多份“產品”,其實是20多張簽完字就被收走的單子。

    而到下一個月,她會收到一張手寫的“工資單”,上面寫著:“毛曉璐,工資1萬元”。這張紙條會被傳銷人員拿走。一段時間后,毛曉璐開始對“賺大錢”的說法產生懷疑。等到遇到李桑,兩人簡單交流了一下,都表示了“想走”——這促成了李桑之后向毛曉璐的學校傳遞情報。

    但彼時毛曉璐又掉進了另一個陷阱。“那個時候我已經把錢投在里邊了,想等著,看到底能拿回多少錢。”于是,在窩點一個多月后,毛曉璐開始在手機上和人聊天(拉人)。學校很快察覺到她的異常,對其他同學發出了預警。窩點領導轉變思路,讓她用社交軟件,去找陌生人聊天。

    被困期間,毛曉璐也想過這些人做的事是不是違法,“但看起來,他們每天除了打牌就是聽課、聊天,也沒干什么。”她也知道父母擔心她,但大部分時間,手機并不在她手上。傳銷人員有時會直接替她回復,“我現在連吃飯的自由都沒有了嗎?什么事情都要問,什么事情都要管!”——類似“直懟”的回復,毛明軍夫婦收到過許多次。

    不能和父母說實話,甚至要欺騙他們,這給毛曉璐帶來了心理困擾。但傳銷人員會立刻做“心理輔導”,“他們會說,你這么做只是為了以后能生活得更好一些,能賺更多錢,那才是對得起你父母。”

    窩點雖然人員密集,但流動性很強——他們只有很少的行李,一旦發現風吹草動,可以立即轉移。3個多月里,毛曉璐先后待過5個窩點。每次都是下午通知,晚上出發,會有男人騎自行車將她帶到下一個“家”——獲救一個多月后,毛曉璐還是習慣稱待過的傳銷窩點為“家”。有的窩點間騎自行車只需十幾分鐘。

    陰影

    “我從沒想過要考研,是他們(傳銷人員)說的。”毛曉璐說,那次和黃碧晨8分多鐘的通話,也是傳銷人員安排的,“他們讓我給她錄個視頻、發個照片、打個電話,再抱怨一下,說心情不好什么的。”毛曉璐解釋,“這么做,是為了把考研的事坐實,讓家人朋友不要來煩我。”

    在臨沂的三個多月,她感受到這里傳銷組織活動的密集,“就算是找到這個地方,他們還會轉移去下一個地方,還會再扎根”,“根本清除不盡”。

    由于大量傳銷人員同時也是受害者,根據目前法律,各地警方在清理掉一個窩點后,如果沒抓到組織骨干,只能在24小時內將傳銷人員放了。許多人一轉頭,就再去從事傳銷。

    輾轉多個傳銷窩點的過程中,毛曉璐見過來自五湖四海的年輕人——一個出生于2002年的四川男生,當兵退伍后,被初中同學騙進東北的傳銷窩點,投了9萬元。盡管一分錢沒賺到,但他仍然相信傳銷套路,在東北待了幾個月后,又來到臨沂,再次投資。還有一個已經考上研究生的人,“他投了錢。但他告訴我他想走。我問為什么想走還要投錢。他說不知道為啥,跟那些人聊著聊著就相信了。”

    女兒回來后,毛明軍沒責怪過她。他曾嘗試問女兒,“那7萬塊錢給哪兒了?”女兒只回答“不知道”。毛明軍就沒多問。

    看到女兒情緒低落,找不到工作,毛明軍很揪心

    原本以為人救回來,事就結束了。但看到女兒回來幾個月了,每天吃完飯就回到自己房間刷手機,毛明軍擔心起來。親戚曾介紹了一份工作,毛曉璐嫌工資低,拒絕了。毛明軍覺得,傳銷洗腦的陰影和創傷還在,“思想沒轉變過來,遭(損失)了一大筆錢,她心里有壓力。只想著趕快掙大錢,眼光高了,兩三千塊錢的工作看不上。”那段時間,他頻繁求助身邊那些看上去有些門路的人,“能不能求您幫我女兒找個工作?”

    不久前從銀行離職后,毛曉璐又恢復了宅在家里的生活。毛明軍原本想著,該讓女兒去大學里演講,“講講親身經歷,讓千家萬戶的大學生都別再受傳銷的騙”,但眼下,他只希望女兒心里的那塊陰影能慢慢消散。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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