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社交媒體上，越來越多人發帖講述自己的困惑——30歲之后，當職業發展、孩子求學、老人看病等現實問題一一浮現，他們對一線城市的生活感到倦怠，開始猶豫要不要離開。
【資料圖】
和幾年前一度流行的「逃離北上廣」不同，那時，想要離開的往往是在一線城市沒有置業的年輕人，但如今，一些中產有了同樣的念頭，即使要付出比年輕人更重的代價，他們仍然渴望回到二線安置未來，以此獲得生活中的「呼吸感」。
一些人在彷徨后做出了決定。上周六，一位30歲的二胎媽媽收拾完所有家當，正在從北京搬到威海，她同時在觀望房價市場，等到一個回暖的時機，就賣掉北京一套價值300萬的「老破小」，去威海置換200多平方的大房子。一對年齡超過35歲的夫妻離開北京快一年了，他們把全家的戶口遷往了海口，在那里重新找工作和買房，希望盡快與城市適配。還有一位37歲的媽媽，留下了北京戶口和一套房產，帶著老人和孩子轉移到武漢，兩個孩子已經開始在武漢上學。
根據2020年《中國人口大遷移的新趨勢》報告和人口統計局數據，近年北京和上海兩個超一線城市人口增速明顯放緩，北京近四年常住人口凈流出達40萬，而在2021年一年，北京常住人口數量減少了0.4萬，上海人口僅增長1.07萬，人口吸引力遠遠不及成都、杭州、武漢等城市。這些都說明，人們對于如何安置自己的生活，已經做出了一些新的思考。
《人物》找到了四位從北京、上海退回二三線城市生活的人，和她們聊了聊曾經在一線城市的生活狀態，以及想要離開的具體原因。有人感慨說，自己卷不動了，「來大城市追求生活，來了之后卻發現生活在城門之外」；有人在經歷老人生病之后，開始思考自己和父母的連接是什么，并想在接下來的日子里給父母多一些陪伴；有人帶著孩子長期生活在20多平米的狹窄空間，對生活的需要變成了擁有「一間屬于自己的屋子」。
而當離開的原因和新需要都變得如此具體，在退回二線城市之后，她們是否就能獲得內心的渴求？以下根據她們的講述整理——
文｜程靜之
編輯｜槐楊
圖｜受訪者提供
「來大城市追求生活，來了之后發現生活在城門之外」
@心凌 北京——威海
我是這個星期六（2月25日）徹底告別北京的。我把所有行李打包好，提前裝上一輛大貨車運走，之后跟老公帶著兩個孩子走高速，往山東的方向開，到了威海的地界，打開車窗換換風，能感覺到空氣里有一種清甜的味道。
選擇離開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在北京卷不動了。離職之前，我是一家頂級4A廣告代理商制片，負責公司所有客戶的視頻廣告制作，客戶涵蓋品類比較廣，包括汽車、快銷品、互聯網。這份工作的不可控性很高，基本要求一天24小時待命。每天一睜眼，我會先拿起手機，處理上千條未讀的群消息，之后忍受一小時的通勤，到公司跟同事和客戶頻繁開會，溝通片子質量、修改意見、追加報價等問題。晚上七八點下班后，我趕回家，扒拉兩口飯，又繼續工作，這種狀態要一直持續到閉眼睛睡覺。
最忙的時候，我同時推進3-4個項目，為了趕進度，熬夜或者通宵也是家常便飯。這還不是最頭疼的，涉及到外景拍攝的時候，我需要應對各種臨時出現的bug，比如有一次在新疆，我們早上四五點起來趕日出，結果等來的是冰雹；還有一次在高原，要拍SUV汽車的越野性能，沒想到產品突然出現故障，我就要思考如何拖著這個壞掉的車，去彌補腳本里的鏡頭。
因為工作的強度太高，廣告代理商都自稱「廣告狗」。我在這個行業干了8年多，好像已經習慣了緊張的熬夜、加班和出差模式，接受了這就是自己的生活。
但到了2019年，我意外懷孕，生了老大，就有點想改變這種生活狀態了。
休完產假之后，孩子依靠母乳喂養，我半夜要起來吸奶，睡眠質量很不好，早上起來再應對工作，必須先來一杯咖啡，才能支撐新的一天。在那個階段，我過得挺辛苦的，但總感覺有個盼頭，撐過一年半年，等孩子斷了奶，痛苦就會過去的。但沒想到，隨著孩子慢慢長大，跟父母有了情感交流的需求，占據我的時間反而變得越來越多。
我記得在孩子有了記憶以后，有一次對我說，媽媽，你上次帶我去的那個公園，周末可不可以再去一次？我就發現，自己周末的時間是不固定的，連這個都沒辦法承諾給她。還有一次，孩子睡前，我想表達對她的愛，說以后不管媽媽去哪里，都會把你帶在身邊。沒想到孩子說，媽媽，你上班能帶著我嗎？這句話一下子戳到我的痛點，我當時忍不住哭了，好像在孩子眼中，媽媽就是一直在上班的。
到了2021年，我又一次意外懷孕，老二的到來加劇了孩子和工作之間的矛盾，特別是到了周末，我一邊陪不好孩子，一邊又處理不好工作，搞得兩邊都很愧疚。有時候，手機里的工作信息在吵，孩子也在吵，我就特別想放空自己，哪怕安靜待一會兒，但現實是沒有自我喘氣的空間。
當這個矛盾成為常態，我開始思考自己在北京的定位和這樣熬下去的意義是什么。
一方面，我們在北京算是小中產，有房產，是一套五十多平的老破小，總價大概300萬，滿足不了一家四口的住房需求，但如果再存一筆巨額的首付去換房，壓力會很大；另一方面，我們沒有北京戶口，孩子未來沒辦法在這里高考，上學也會是一個大問題。兩方面加在一起，我就覺得對未來的生活簡直不敢去規劃，好像對我來說，北京的一切都變得好遙遠。
我老公跟我是同行，從大學畢業，到工作、創業，在北京一共待了18年。平時，他工作也非常忙，感到卷不動的時候，就開玩笑跟我說，去威海吧，把房子賣了，換成一筆現金，可以在威海全款買200多平的大房子，完全不用背房貸，可以徹底實現躺平。以前，這只是我們一個美好的假想，但在我二次意外懷孕的時候，老公認真考慮到北京的生活和住房情況，光養一個孩子已經很不如意，重提了離開北京去威海的事情。
老公是威海人，每年春節或者五一、十一，我就要回去跟他家人相處，所以威海我去過蠻多次了。我很喜歡那里，三面環海，過幾個街道就能到海邊。冬天最冷的時候差不多0度，供暖卻有6個月的時間，比北京還要長十幾天。那里的消費也讓我覺得坦然，打開打車軟件，快車和拼車，就是8塊跟6塊的區別，吃一碗海鮮面，小魷魚、蝦、花蛤的澆頭全部鋪滿，才20幾塊錢。
生二胎的節點上，我對去威海的提議一下子感到心動了。考慮到目前這個階段，我在北京的工作也遇到了瓶頸期，一些優秀的孩子殺上來，我也不想跟他們斗智斗勇去卷了。總的來說，對事業上的追求就是0，完全沒有了。
最后，我跟老公達成一致意見，他是自主創業，辦公地點比較自由，工作就可以先不放，之后在北京、威海兩地跑一跑，而我的打算是徹底放手，在哺乳期一年左右，把離職的事情提上日程。一直到今年過完春節，我做完手上最后一個項目，去公司辦理了離職，之后開始收拾行李，該扔的扔，該賣的賣，該送的送，每處理一樣東西，都像是跟這一段生活模式的告別，感覺到一種完全的解脫。現在，我們正在觀望北京的房價，等到一個回暖的時機，就賣掉那套「老破小」，在威海置換一套房子。
今年春節，我在威海的婆婆家住過一段時間，能感覺到那邊生活里的聲音跟北京完全不一樣。一大早，年紀大的爺爺奶奶們站在窗戶下聊天，我被他們的聲音吵醒，突然感到很接地氣，一陣愜意。走出家門，能看到威海有很多山，鳥也特別多，去包子鋪買早餐，伴隨的都是小鳥的叫聲。到了馬路上，四處在播報今天什么菜價便宜，哪個超市在打折，都是一些細碎的生活日常。
今年元宵，心凌在威海感受到了節日氣氛
我發現，在北京將近10年的時間，忽略了很多類似的生活氣息。不像在威海，朋友們可以隨意邀約吃飯，馬路上的陌生老人會逗你的孩子玩，路上碰到老鄰居了，會先聊兩句再接著走路。好像生活的節奏一慢，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相處就都回來了。
最近，我把「裸辭、賣房、離京」的經歷寫在網絡上，收到了很多留言，感覺在這個時代下，其實有很多人厭倦了一線城市的生活，但沒有逃離的客觀條件，或者沒有離開的勇氣。他們有的離不開國企的工作，有的放不下北京的戶口，有的舍不得高薪的收入，有的想為孩子爭取優質的教育。而我算是邁得開腿的，畢竟除了一套計劃出售的房子，在北京也不剩什么。
所以，也有一些人很羨慕我，可以在現階段去追求一種坦然的生活。我印象最深的評論是「來大城市追求生活，來了之后發現生活在城門之外」。這也是我的感受，我可能已經過了為事業拼搏或者說為自我成就感拼搏的一個階段了，現在更在意的就是過平淡的生活。
心凌回到威海，和老公孩子在海邊。
我覺得離開北京、回到武漢是一個特別正確的決定——可以更多地陪伴老人。
@特雷西 北京——武漢
2019到2020年，我們家遇到了三個意外。
一個是我在工作上遇到了歧視，二胎懷孕期間，公司考慮到我即將有兩個孩子，可能沒有精力再投入工作，招了新人代替我的崗位，等我休完產假回去，公司已經沒有我的位置了；二是老公突然生病，血管方面檢查出問題，幸好及時送醫救治，不然這個人可能就沒了；三是我公公也出現身體不舒服，帶他去醫院掛號，一檢查，發現是膀胱癌。
在這之前，我們家其實過得蠻順的。我2003年來北京讀大學，2007年認識了老公，兩人都是湖北小鎮出來的，家庭條件不是很好。畢業后，我去了一家外企工作，老公本來是保送中科院碩博連讀，但他想趕緊掙錢，讀滿三年碩士就直接出來了。
2011年，我看到天通苑有一塊地方出了新樓盤，都是小戶型，2萬塊錢一平，就跟老公說，100萬就可以買下五六十平的房子。當時我們手里連20萬都沒有，趕緊各自去借錢，把首付湊起來，第一套房子就這樣買了。后面這些年，有了孩子，老人自然而然地過來幫忙照顧，房子變得擁擠，我們就賣了第一套房，在望京換成了一個80多平的兩居室。日子這么過下來，在北京，我們有看起來像光環一樣的東西，房子，車子，戶口，都有了。
但到了中年，上面所說的那三個意外，把生活完全打亂了。這讓我感覺到，一個家庭其實是非常脆弱的，我們雖然算得上中產，但在北京也沒有太多抗風險的能力。
其實，2019年生了老二之后，我們在武漢也買了房，只是沒有決定說要回去。這一次公公生病，成了一個契機，他的癌癥是早期，治愈率很高，但如果在北京治療，我們還是會遇到一些無解的問題：首先是要找一家離家近點的好醫院，并不容易掛號；其次，老人去了醫院，老公要上班，也沒人能看孩子了；最后，即使公公在北京治好了，家里地方太小，也沒有一個安靜的角落可以給他休養。
考慮到這些，我決定帶著公公和孩子回武漢——醫院很容易掛號，老人治好之后就在老家休養，我媽還可以過來幫忙看孩子，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到武漢之后，老人住院就是我來照顧，記得那個夏天，公公做完手術，不知道為什么一直發燒，我租了一個輪椅，推著他去做各種檢查項目，從一個科室到另一個科室，所有東西搞完下來，一天就過去了，真的是很疲憊的。
在那段日子里，我逐漸意識到，老人越來越老，陪伴他們的機會越來越少。我就在想，父母跟我們的連接是什么？他們把我帶來這個世界，又把我擋在死亡的后面，就像是我跟死亡中間隔著的那堵墻。有他們在的時候，我會看不到那個東西，但他們一走，我直接地看到，未來的生命就是走向死亡這個終點。
每次想到這一點，我就會覺得離開北京、回武漢是一個特別正確的決定——我可以更多地陪伴老人。
一直以來，老公對我回武漢的態度是，只要我和孩子過得開心，他就支持。平時，他的重心都在事業發展上，自從那次生病之后，他也非常害怕，一下子強烈意識到身體健康很重要。我過來武漢之后，他兩個星期回來一次，感到武漢的自然環境和生活氣息確實會讓人放松，他打算過兩年之后，湊夠工作年限，拿到公司股權，就立馬回武漢。
現在，我的兩個孩子都已經在武漢這邊上學了，等老公一回來，在北京就留下了戶口和一套房產。也有很多人對我的選擇表示不理解，說一個北京戶口就成了多少人的向往，為什么還要回武漢？但真的在北京生活過，我們才體會到，即使有戶口，也不代表車牌能搖到號，孩子上學就有學區房，老人就醫就能更方便。從各個層面來講，我們在北京的生活質量并不高，這個城市沒有想象得那么美好。
當然，每個城市有優點，就有缺點。武漢雖然發展還不錯，但最大的問題就是工作機會不多，薪資待遇低。回來之后，我沒有再去投工作，也知道年齡過了35歲，又是兩個孩子的媽媽，剩下的面試機會會更少。其實，我在2019年離職之后，曾經跟朋友嘗試過創業，想做一個親子類的公眾號和線上商城，我們做好了方案，也拿到了投資，結果疫情來了，所有線下活動的規劃都打了水漂。那次創業失敗后，我回來就一邊幫本地公司做自媒體運營獲得收入，一邊探尋更多的創業機會。
這也讓我有了更多時間去陪老人。以前，孩子總是看不到外婆，這次回來之后，遇上清明節，我可以帶著孩子回老家，跟著大家庭的人一起去掃墓，正是四月，老家的油菜花全都開了，春風吹得特別舒服。結束之后，家里十幾個人再一塊吃個飯，聊一聊，能感受到媽媽很開心。這兩年，我帶她第一次去坐飛機，第一次看大海，還有第一次化妝。那天是她生日，在照相館里，我讓化妝師給她化妝，之后拍了一組寫真照，這組照片最后弄成了相冊，厚厚的一本，我媽把它帶回了老家，收藏在她的衣柜里。
特雷西和媽媽拍的寫真照
跟媽媽的這種相處是我現在最大的收獲。我14歲讀高中就離開了家，在一個離學校更近的親戚家里寄宿，大學又直接去了北京，一直到35歲回來，等于將近有20年時間沒有跟媽媽生活在一起。以前，我會覺得她既當爸，又當媽，是一個完全來照顧我的人，現在，媽媽大到去醫院看病，小到手機下載一個東西，都需要我來照顧她。
我們這一代人，跟家族的親情關系都是靠父母在連接。在北京的那些年，我除了家里的6口人，沒有別的親人，總會覺得人情關系淡漠，有那種漂泊感。特別高興的是，回來之后，我能經常帶媽媽去散心，陪她說話，而且有她在身邊，親戚之間的來往也變多了，我才重新找到了跟人情更多的連接。
特雷西在武漢長江邊上野餐
「一線城市卷有卷的代價，二線城市躺平也有躺平的代價」
@小包 北京——海口
無論海口的白天有多熱，到了晚上9點多，都會起一陣涼涼的風，空氣帶著一種濕潤又溫熱的味道，清新得像是剛下過一場雨，呼吸起來非常順暢。
這時候，我會去小區樓下跑個步。跑道上沒有太多人，也聽不到任何車輛的喧囂，只看到旁邊一些高高的椰子樹，在干凈又清亮的夜色下，我可以完全放空，享受一個屬于自己的自由時刻。
我是2022年7月23日從北京到海口來的，離京最核心的一個原因是沒有北京戶口，兩個孩子將來沒辦法在北京高考。我原本計劃，等孩子小升初再做離開的打算，但在2022年，我和老公的職業生涯遇上滑鐵盧，就想干脆帶著孩子早一點走，盡快去二線城市找位置。
原本，老公在部隊做計算機信息技術相關的工作，我在一家公司做公關，服務的是互聯網企業。2013年，我們結婚，生了老大，因為老公一個月才能回一次家，我又要上班，只能請老人過來幫忙帶孩子。家里人多了，我們在昌平買了一套房子，由家人幫忙付首付，我跟老公還月供。
那時候，我要養孩子，又要養房子，就感受到在北京生活確實壓力很大。隨著孩子越長越大，老大開始上私立小學，一年學費15萬，老二在2019年也出生了，我肩上的擔子越來越重。包括這兩年，我父母年紀也大了，身體出現一些問題，他們沒有北京醫保，看病需要買一些商業保險。這些問題加在一起，我意識到了什么叫「中年危機」。
這些年，因為互聯網行業的發展，我的工作一直非常順利，跟著公司總監出來創業，開過一個小型公關公司。我更加拼命去工作，想辦法賺更多錢，基本上全年無休，把時間都花在工作上，晚上加班到一兩點。做公關這份活兒，精神壓力蠻大的，經常被客戶pua得很慘。偶爾，我也覺得窒息，感覺完全沒有了自己的生活，不知道這種狀態什么時候才能結束。但每次跟客戶做業務結算，又覺得一切都值了，我重新回到打滿雞血的狀態，好像只要是為了家人，做什么都變得很有動力。
但到了去年，互聯網經濟走下坡路，一邊瘋狂裁人，一邊砍預算，我們的業務量跟著跳崖式下降，最后公司開不下去，只能把員工都辭退了。
那時候，我老公已經退伍，做了一個海南的外包項目，了解到海口市2025年自貿港要封關，這兩年有人才引進政策，很多外地人會趕在封關之前遷往海口。我們就想，當年沒趕上70后、80初在北京落戶的機會，現在是不是賭一把，把戶口落過來，看自貿港以后的發展會不會好。
對全家而言，這的確是一個重大的決定，我們是把一家的戶口都遷到了海口，兩個老人也跟著過來了。在這里，我們又買了一套小房子落腳，北京的房子就留在那里，作為兩個孩子以后的保障。
來海口之前，我雖然知道這邊的工作機會比較少，薪資也低，但沒想到落差居然這么大。剛到海口的時候，我相中了幾個有意向的單位，后來這邊疫情爆發，沒有及時去聊，人家很快招到了別的人選，機會一下子都沒有了。我就有點慌，臨時又聯系了一波，很多是在本地做得很大的企業，但聊過之后，我發現他們著眼的是本地市場，賺的是眼下的錢，而我此前一直關注的是全國市場，彼此的思維不在一條線上，就不是特別滿意。
那會兒，我才意識到，在一線城市卷有卷的代價，來二線城市躺平也有躺平的代價。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一線城市可能是相對公平的，職場上主要靠能力，而二線城市還要靠一點關系，我所有的資源都在北京，想在海口有發展，就會遇到一個無法改變的瓶頸和限制。
到海口好幾個月之后，我還是沒找到滿意的工作，斷了收入來源，身邊又找不到一個可以宣泄的朋友，變得非常焦慮，只好自己躲起來偷偷地哭。我甚至考慮過，是不是自己選錯了，要不一個人回北京，或者去近一點的廣州、深圳再繼續卷。但老公安慰我說，到了這個年紀，完全換一個地方重新開始，肯定會有一段艱難期，再給自己一點時間去適應。
我繼續找工作，一直到兩個月前，才在海口找到一家面向全國市場的公司，很多同事也是外地人，所以工作內容和環境沒有太大變化，只不過薪水降到了原來的三分之一。海口作為一個旅游城市，日常消費比較高，甚至點一個外賣都比北京貴。我看不到薪資未來增長的空間，壓力也挺大。以前，我賺錢能力還不錯，給孩子花錢都是大手大腳的，但現在，孩子再要買一個東西，我會考慮是不是必需，可不可以換成檔次差一點的，其實心里挺心酸，自己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去完全滿足他們了。
你會感覺到，要在一個新城市扎根，并不會從壓迫完全走向輕松。退回兩個月之前，我其實對海口是不滿意的，但當一切慢慢走向了正軌，我會覺得海口還不錯，這邊的人過得不急不躁，坦坦蕩蕩的大馬路，就用30-40碼的速度慢慢開；說話也是輕聲細語的，很少有人因為插隊這類事情吵起來。
工作確定下來之后，我也在盡力適應海口的節奏，比如公司早上9點開始上班，中間有兩個半小時的午休，下午再工作3個小時，就可以下班了。剛來的時候，我非常不適應午休，覺得這不把時間都浪費了嗎？待了一段時間，我融入進去之后，會發現午睡真香。
到目前為止，我們在海口算是安定了下來，最大的感受是生活確實變松弛了。這邊離海岸很近，孩子出門可以隨意去海邊玩沙子。我自己最喜歡的是海口的傍晚，每天下班的時候，抬頭就能看到特別漂亮的晚霞。
海口的晚霞
回到成都，我有了「一間屬于自己的屋子」
@雨絲 上海——成都
我現在越來越認同作家伍爾夫說的，女性想要創作，必須要有 「一間屬于自己的屋子」。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都沒辦法擁有這樣一間屋子。
我的城市選擇路徑比較曲折。我從四川小地方的機關幼兒園讀上來，大學考進了上海同濟，研究生畢業后，很快結了婚，生了一個女兒。雖然當了媽媽，但我在擇業上完全不成熟，先在上海外企干了一年，之后拽著老公非要回成都，想尋求進媒體的機會，面試失敗后，陰差陽錯去了政府搞招商引資。5年里，我換了兩座城市，三份工作，一直到30歲，才最終確定那份工作不是自己想要的，于是決定從成都回到上海，開始讀博。
我老公雖然是上海本地人，但在我做讀博決定的時候，他已經在成都扎根，事業和房子都安置在成都這邊。我選擇去上海讀書之后，夫妻不得不分居兩地，我們就商議說，由我把女兒帶在身邊，老公每個月飛一次上海去看我們。
讀博的五年時間非常折騰。前兩年孩子上幼兒園，住在寶山，第三年在英國，后兩年，為了方便女兒上小學，住在黃浦。黃浦的房子是公婆家等著動遷的老房子，面積很小，只有二十多個平方，我們搬進去之前重新裝過，內部打了一層閣樓，樓下是客廳、廚房和衛生間，樓上就是臥室。在局限的空間里，我跟女兒沒辦法擁有獨立的書房，只能保證我有一張大書桌，她有一張小書桌。平時，我們兩個人背對背坐著，她寫作文，我就寫論文。
一邊讀博一邊帶孩子確實很辛苦。尤其上小學之后，孩子放學回到家，會不斷向我發問，媽媽這個怎么做，那個怎么做，始終沒辦法安靜下來。到了晚上，我很希望孩子先睡覺，讓我一個人在樓下待一會兒，但閣樓上會一直回蕩她呼喚的聲音，我就必須上去陪在她身邊。等把孩子哄睡著，我自己也累了，沒精力再寫論文，又焦慮得睡不著，就覺得過得非常吃力。
生活在這么一個小小的房子里，我每天忙于接孩子，送孩子，寫論文，就感覺自己在物理和精神上的獨立空間都被剝奪了。盡管老房子挨著外灘，但我都顧不上去逛一逛。我記得外灘有一塊地方經常種郁金香，有一年春天，等到最后一批花凋謝了，我才想起來去拍一張照片留念。那時候，我就感覺到，當沒有自洽的時候，好的環境也是沒法從外面去尋找的。
到了2020年，因為長期睡眠不好，我去醫院開了處方藥，藥物有一定副作用，吃完之后會有些神經衰弱，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緒。有一次，小朋友看到我身體異樣，說了一些取笑我的話。那一瞬間，我不知道為什么覺得自己被傷害了，忍不住大發雷霆，開始砸東西，有一樣東西意外砸到小朋友的肚子上。我就嚇慘了，一邊哭，一邊問她有沒有痛，要不要上醫院，沒想到孩子跟我說，媽媽沒事，你不哭。
那次砸東西以后，我開始意識到，把情緒消耗在孩子身上是不行的，但我也特別需要一個獨立的空間，來消化自己的情緒。
2022年是我讀博最后一年， 3月份，我一邊寫答辯論文，一邊照顧孩子，還要準備畢業后的工作面試，覺得一個人弄不過來，就讓老公到上海幫忙。結果，疫情升級，我們一家三口都被封在老房子里，老公工作要打電話，孩子要上網課，我怕他們的聲音影響到我，最后是躲在廁所里，完成了答辯和網絡面試。
讀博前，我對上海這座城市是有迷戀的。這兩年，我看到媒體討論比較多的一個詞是「小鎮做題家」，才意識到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長期受到這種文化的引導，就是要去繁華的大城市，在世界500強里爭一張辦公桌，尋找更高的社會位置。我的人生似乎就應該走上這樣一條軌道：買學區房，送孩子進一梯隊的學校，穿梭于各種興趣班，拼命工作，周游世界......這是上海標準中產階級的生活，也一度是我努力的目標。
但經過讀博這五年，又在上海的老房子生活過，我的觀點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一家三口雖然都是上海戶籍，但這份「榮耀」可能也是一份枷鎖。老房子的走道里，我能經常聽到一些老鄰居討論，不知道哪一天能輪到我們這幢樓動遷。稍微聽到一點風吹草動，他們會聚在一起興高采烈地商量，拆了能有多少錢，以后應該要搬到哪兒，想象住大房子的畫面。在沒動靜的時候，他們會失望，會發生爭執，我就感覺到，他們一輩子的人生，好像都在等待拆遷這件事。我老公也說，在這個毗鄰外灘的小弄堂里，他經常碰到小學同學，還是在重復上一輩的腳步，等待在拆遷的這個循環中。
那我如果選擇繼續留在上海，是不是也會重復那樣的人生？我需要面對的現實是，老公長期在成都工作，父母不會來上海定居，我們在滬不是學區房，尤其經歷了五年獨自帶娃讀博的經歷，我知道再不尋求另一個空間，對我和孩子都是很大的消耗。
所以，與其留在上海，每天折騰怎么換大房子，孩子要去什么學校，夫妻怎么團聚，老人怎么平衡……我更愿意回到二線，在一個自己夠得著的位置，看看書，寫寫論文。
博士畢業后，我很快面上了成都一所高校，現在就是一名普通的大學老師。在成都，我跟老公很早就買了一套200多平的房子，光陽臺就有20多個平方。回來之前，我就想好了，要把它打造成一個屬于我的書房，書房跟客廳連通的地方要安裝一道玻璃門，在我想一個人待著的時候，就可以把玻璃門拉上。
雨絲的書房
從去年10月開始，我就在倒騰這個書房，弄了三個月才完工。我對書房的要求是通透，因此裝了幾塊大玻璃窗，一抬眼就能看到外面的世界。我在這里擺上了一張長條桌，三個書柜，還有一張醒目的黃色沙發，來點綴顏色比較單調的地板，為書房增添一點色彩。
等一切布置好之后，我就感覺到這個空間充滿了自己的味道。我一次次光顧這里，在這里工作，享受這里帶給我的安全感和呼吸感。有了這個空間之后，有一次，我剛準備坐下來工作，天上就出了太陽，陽光一下子鋪滿書桌。那一瞬間，我突然感覺到，自己努力了這么些年，繞了一大圈，其實最想擁有的，就是這么「一間屬于自己的屋子」。
陽光灑在書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