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月來，為躲避塔利班的滋擾和追捕，哈西娜一直在喀布爾秘密地生活。她將社交媒體加密，更換手機號碼，遠離家人，獨自居住在一處安全的住所里。

31歲的哈西娜本是喀布爾科技大學的一名碩士研究生，夢想成為城市規劃師。但現在，學業和夢想都支離破碎。一年多前阿富汗塔利班在重掌政權時承諾在伊斯蘭教法的框架內保障婦女的權利，但如今看來只是空談：保護女子免遭暴力的婦女事務部被裁撤，女性就業率下降21％，大學和中學對女性緊閉大門……

為了捍衛自己的權利，哈西娜加入了抗議者的隊伍。這些在街頭要求與塔利班對話的面孔，清一色是女性。她們控訴的不僅是婦女在阿富汗被日益邊緣化的現實，也有在全國彌漫的貧窮與饑餓。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但她們也有著揮之不去的恐懼。“不斷有女性被捕或者不知所蹤……我也被塔利班記錄在案了。現在，大多數抗議者都找了安全的地方躲了起來。”在阿富汗律師法蒂娜（化名）的幫助下，哈西娜通過網絡電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2022年5月，塔利班要求婦女在公共場所穿著罩袍。圖/視覺中國

“我所有的夢想，都變成了零”

在走上街頭抗議之前，哈西娜是一名專注學業、刻苦努力的大學生。在攻讀本科和碩士學位期間，她一邊上課一邊勤工儉學。

由于父親失業無法在經濟上提供支持，很長時間里，哈西娜做四份家教，一周工作七天，這樣每個月能獲得300美元的報酬。她經常在天光未亮時起床，六點半趕到學生家里教授數學，然后去學校，上八點鐘開始的專業課。傍晚下課后，她繼續家教工作。回家后，她學習到深夜。

哈西娜就讀的建筑工程管理碩士班，一共有59人，其中9人是女性。2021年8月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掌權后，大學停課數周，直到高等教育部出臺新的規定。大學重新開放后，女性在進入學校前，要接受著裝檢查，沒有正確佩戴頭巾者不得入內。為了避免異性之間接觸，男學生和女學生的上課時間被錯開。按照新規，女學生只能由女教師授課，但由于哈西娜所在的院系沒有女教師，所以依然由男教師為她們授課。課堂上，老師與學生只能進行有限的交流，下課后學生也必須立即離開大學。

“我們遵循他們的所有指示，因為我們只是想學習。”哈西娜說，“但他們還是找到借口把我們趕出校園。”

2022年12月20日，哈西娜通過社交媒體得知塔利班禁止女性上大學時，正在家中準備期末考試。她和朋友們去學校核實這個消息，但荷槍實彈的塔利班士兵堵在校門口，將女性拒之門外。

根據塔利班臨時政府高等教育部的說法，禁止女性上大學是因為女學生未能遵守性別隔離和著裝規定。

整整四天，不知所措的哈西娜以淚洗面。“為了來到這里，我走得很辛苦。但我所付出的一切努力，我所有的夢想，都變成了零。”

哈西娜的求學之路充滿坎坷。1996年塔利班第一次掌權，哈西娜的父親因為曾任人民黨軍官，被塔利班視為敵人，覺得留在阿富汗已不安全，便攜家帶口流亡伊朗。哈西娜和姐姐們很快到了上學的年紀，但由于身份限制，她們只能在難民學校接受有限的教育。不過，哈西娜覺得自己是幸運的，因為當時塔利班禁止阿富汗任何年齡段的女性上學，理由是安全狀況不佳且沒有資金開辦女子學校。

自1979年蘇阿戰爭打響后，擁有共同文化紐帶和語言傳統的伊朗一直是上百萬阿富汗流離失所者的避風港。但人數眾多的阿富汗難民逐漸成為伊朗的“經濟包袱”，受到的限制也越來越多。哈西娜升上小學四年級的那一年，伊朗注銷了她們姐妹的難民身份，無法繼續學業。“那時候我特別用功。不能上學我很難過，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錯。”哈西娜回憶說。為了孩子們能繼續接受教育，哈西娜的父母決定返回阿富汗。

彼時距離塔利班政權土崩瓦解已經過去一年。成千上萬名女孩重返學校。女性開始和男性一起走入大學校園，進入職場，并在國會和政府中任職。

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數據，到2018年，共有超過360萬女孩入學，約占當時阿富汗總人口的10％，其中進入小學的超過250萬，進入中學的超過100萬。接受中學教育的女生人數增加尤為顯著，2003年女性入學率為6％，到了2018年這一數據已接近40％。

而根據阿富汗高等教育部的統計，2003年只有1000名女孩參加高考，這一數字在2013年已經躍升至78000人。

阿富汗前女性議員扎基婭·努里向媒體指出，有機會接受教育的女性仍是社會的少數。受極端保守的宗教思想和傳統價值觀影響，“在大多數地區，甚至在一些大城市，往往是家庭不允許年輕女孩去上學。”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援引2016年至2017年阿富汗生活條件調查報告指出，在塔利班掌權之前，阿富汗有370萬失學兒童，其中女童占60％。一些阿富汗家庭認為女孩上學不合適或有風險，或者在她們進入青春期時讓她們退出教育。性騷擾威脅、宗教信仰和經濟考慮，都是影響女孩接受教育的主要因素。

哈西娜姐妹到世俗學校上學，就在部族中遭遇了強烈反對。他們認為青春期的女孩應該留在家里，以確保她們的純潔。“很幸運的是，我擁有開明的家人。”頂著壓力，哈西娜的父親繼續支持她們上學。不過，由于父親找不到穩定的工作，從一年級重新念起的哈西娜和姐妹們不得不一邊讀書一邊做零工補貼家用。

哈西娜試圖向親戚們證明，一個女性能做的事遠不止做家務。“我放棄了一切娛樂，只為了有更多時間讀書。” 她最終考取了大學，并且在2021年繼續攻讀研究生。

“我希望我的城市是美麗、干凈、有秩序的。” 哈西娜的心里裝著把貧民窟集中地變成宜居之城的夢想，選擇了和建筑工程相關的專業。但現如今，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夠畢業，更不用說工作了。

“教授試圖通過網絡課程繼續為我們提供教育。但是由于塔利班的警告，這項提議也不了了之。”哈西娜說。在無學可上的這段日子里，扎進手頭的幾冊教科書幾乎是她緩解痛苦的唯一手段。她也坦言，無法像以往那般專注，“好像在籠子里，你總是會去想，我的出路在哪里”。

“面包、教育、工作”

對于自己的教育權遭到剝奪，哈西娜作出回應：重返喀布爾街頭抗議。

20余名年輕女性與哈西娜在大學外一起游行，呼吁塔利班撤銷女性大學禁令。一部分人遵循塔利班的規定穿上從頭遮蓋到腳的罩袍，一部分人只是戴著頭巾。

沒過多久，一輛尾隨在隊伍后的汽車就開始鳴笛。緊接著，持槍的塔利班士兵下車沖散了示威的隊伍。哈西娜的手機被一名士兵搶走，刪除了所有記錄集會的視頻和照片。一些女性繼續高喊口號，幾聲槍響后，人群中發出一陣驚恐的尖叫。

“他們朝天開槍。”哈西娜回憶說，“有一些女孩被帶走，但我設法逃脫了。”

由于連年不斷的戰亂，阿富汗是世界上最年輕的國家之一，63％的人口年齡在25歲以下，這意味著大多數阿富汗人對塔利班第一次掌權時期的生活是什么樣子沒有印象。2021年9月，塔利班重掌政權不到一個月后，就開始對女性實施限制性的措施。除了大學被要求實施性別隔離和著裝規范，越來越多的城鎮傳來女性被禁止單獨出門、不能上學的消息。內閣之中也沒有女性的面孔。這是一個危險的預告。

2022年12月22日，阿富汗喀布爾，一些婦女上街抗議女性大學教育禁令。圖/視覺中國

抗議活動隨之開始在全國出現。由朋友、同學和同事等組成的女性團體利用通訊軟件和社交媒體策劃抗議活動。她們大多很年輕，以前從未參加過示威，更沒有組織經驗。

“塔利班已經不是20年前的塔利班，阿富汗婦女也不是20年前的婦女，兩者都已經發生了變化。阿富汗婦女知道她們的權利……因此，我們走上街頭，表達我們的關切，保護我們的權利。”阿富汗女性權益活動家法西米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

2021年9月19日，星期天。哈西娜第一次參加和平示威。數十名戴著各色頭巾、來自不同民族的阿富汗婦女聚集在市中心，手舉標語牌。上面寫著“面包、教育、工作”“我們希望政治參與”等口號。塔利班士兵很快出現在現場，揮舞著槍。“他們朝我們大喊大叫，辱罵我們是放蕩的女人。”哈西娜回憶說。

示威很快被驅散，但很快又會再次聚集起來。塔利班的回應方式也更加激烈。哈西娜說，抗議中總是有很多人受傷。“有些懷有身孕的女性請求塔利班不要使用暴力。但許多普什圖士兵聽不懂達利語，依然用槍托重重地打她們。”

在喀布爾，進出市中心的道路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檢查站。在熱門的示威地點，比如市中心人流密集的場所，巡邏的士兵數量也有所增加。哈西娜認為，塔利班也加強了對于社交平臺的監控。有時候她們抵達示威地點，塔利班士兵已經先行到場。

抗議者開始使用暗語，比如到某地“逛街”或者“購物”，來交流活動的細節。此外，通訊群組中，就如何隱藏身份以及如何逃跑的討論也有很多。哈西娜一般會帶上墨鏡，戴上口罩，并系兩條顏色不一樣的頭巾去“逛街”，方便逃跑時變裝。

2022年1月開始，塔利班士兵逮捕了一些激進的女性活動家。進入2月，逮捕的規模擴大。據媒體報道，有時一天之內，就有20余名抗議者以及家人被帶走。隨著越來越多的同伴消失或被捕，抗議的聲量越來越小。為了家人的安全，哈西娜開始獨自在一處秘密的地點生活。

與此同時，塔利班在1996年至2001年第一次執政時期實施的壓制政策漸漸復活。2022年3月，塔利班沒有履行在新學年開始時允許數百萬女孩重返中學的承諾；5月，婦女被要求在公共場所穿著罩袍，從頭到腳遮蓋起來，并且只有在男性監護人的陪同下才能外出旅行；10月，女性被禁止申請新聞學、工程學、經濟學、農業和獸醫學專業；11月，健身房、公共浴室和公園不再對女性開放。

法西米表示，在某次抗議活動時，她曾與塔利班治安官員交流過婦女上學和工作的問題。那名官員讓她寫下訴求，承諾會反映給上級領導。“但他們并沒有采取任何行動，”法西米說，“塔利班只是想通過告訴我們‘寫下你們的要求’，來拖延我們的抗議活動。”

哈西娜說，由于對監視和逮捕的恐懼，她已經很少參與街頭的集會。她和伙伴更多的是在室內舉行抗議活動，集體穿上覆蓋臉部和身體黑色罩袍，通過視頻發表訴求，并邀請特定媒體將她們的信息傳播到外面的世界。至于為什么穿上黑袍，哈西娜說除了為了隱藏身份，更多是想借黑色表達對阿富汗婦女命運的哀悼。

“保守派的狼群”

大學教育禁令出臺招致國內和國際社會的廣泛批評。但塔利班的領導人似乎并不擔心。塔利班臨時政府高等教育部代理部長內達·穆罕穆德·納迪姆在公開采訪中表示，“即使他們制裁我們，對我們使用原子彈，或者發動戰爭，不管他們打算做什么，我們都會實施我們的宗教法律。”

但與以往不同的是，許多伊斯蘭宗教界人士也公開批評這項新政。阿富汗宗教學者理事會成員、前共和國政府時期總統宗教事務顧問胡賽尼·哈吉斯坦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暫停婦女教育和工作的決定讓宗教學者感到“震驚和擔憂”。哈吉斯坦表示，“沒有任何伊斯蘭教法禁止婦女在學校或大學接受教育。相反，伊斯蘭教法要求人們去研究問題，要求所有的穆斯林，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去尋求知識。”據此，哈吉斯坦指出，塔利班的新政是一項行政命令，而非宗教法令。

阿富汗律師法蒂娜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塔利班對女性的限制是“不公正、不符合伊斯蘭教和不道德的”。她指出，塔利班施加的限制并非基于對伊斯蘭法律的主流解釋，而是該組織自己極端保守和僵化的觀點。

政策研究機構阿富汗分析師網絡的一份報告指出，第一代塔利班成員幾乎都是在保守的南方農村長大，童年和青年時期是在宗教學校以及同蘇聯軍隊的戰斗中度過的。在掌權之前，塔利班高層中很少有人有城市生活的經驗。但是今天，有相當多的塔利班高級成員曾經流亡巴基斯坦和卡塔爾，隨著他們開始融入當地社會，他們開始發現教育的吸引力，將自己的女兒送到當地的學校和大學。

英國《金融時報》此前報道指出，塔利班內部頑固的宗教保守派和在社會問題上相對溫和的塔利班派別之間存在分歧。那些有海外生活經驗的塔利班成員意識到，女性教育對塔利班在國內取得合法性和在國際上得到承認都很重要。重新接管阿富汗后，一些塔利班指揮官將他們的女兒帶回國內，繼續接受教育。在教育禁令出臺后，許多人感到震驚并在社交媒體上發出批評。

位于喀布爾的阿富汗美國大學的講師、活動家巴希爾向媒體表示，那些承諾為女性提供教育的人從未擁有真正的權力。相反，極端保守派一直主導著決策，“阿富汗被扔進了保守派的狼群”。

“塔利班近期的行動源于一種二分法，認為賦予女性思想和權利與伊斯蘭教是不可調和的，”巴希爾說，“在過去的20年里，他們建立了一種印象，即在女性權利方面取得的所有進展都是西方的議程，是為了使社會自由化。因此，現在他們正在對其進行打擊并扭轉所造成的所有損害。”

“現在阿富汗很少有男人和我們站在一起。”哈西娜說，盡管男性之中也不乏反對塔利班對女性實施限制的人，但他們很少對女性的行動表示支持。她解釋說，塔利班也給男性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如果一些女性因抗議被捕，麻煩也會延伸至她們的男性親屬。

戰爭與和平研究所聯合創始人、前阿富汗國防部副部長塔米姆·阿西曾向媒體表示，阿富汗男人遭受了40年的戰爭，暴力和殺戮的記憶讓他們非常害怕站出來。“如果一些女性提出抗議，他們就會找到她們的丈夫、父親、兄弟并逮捕他們。” 有長期從事保障女性權利工作的國際組織人士也指出，塔利班借此“將所有男性變成他們侵犯人權的共犯，每個男人都成為家中女性的獄卒”。

自加入女性抗議力量，哈西娜面對的就不只是塔利班的壓力，部族和家庭內部也有許多牽絆。部族中的男性常常斥責哈西娜惹事生非，“說我是一個妓女”。丈夫的父母也憤怒于她拋頭露面，令周圍人陷入危險，要求解除婚約。而擔心女兒婚姻受阻，一向支持哈西娜的父親也開始阻止她參加示威活動。

盡管如此，哈西娜還是會秘密地去參加集會，這份意志大概來自她對教育的信仰：“教育留下的東西是不可磨滅的。只有教育可以解決國家（阿富汗）的問題。”

令哈西娜慶幸的是，丈夫依然堅定地站在她身邊，支持她為自己的權利而抗爭。在與哈西娜成為戀人之前，這位28歲的男性是她多年的好友。大約一年前，他在大學獲得建筑工程學位。但在經濟凋敝和人口大規模失業的阿富汗，他一直找不到對口的工作。

2023年1月，哈西娜和丈夫排除萬難舉行了婚禮。她穿著朋友借給她的中袖蓬裙婚紗，頭發燙成波浪卷綰在腦后，日常佩戴的頭巾也換成了白紗。寬敞的禮堂里播放著一首來自伊朗的民謠，節奏歡快而輕柔，但音量很微弱，因為非宗教音樂也是塔利班所禁止的。和著節奏，哈希娜的家人和女性朋友自在地跳著舞。但哈西娜提供的照片上，丈夫的神情看起來有些落寞，他的家人沒有到場參加婚禮。

哈西娜至今仍然獨自一人住在秘密的避難所，一周只與丈夫見上一面。由于工作和教育的前景都十分渺茫，婚姻也不被祝福，兩人正在考慮離開阿富汗。但邊境的隔離墻越壘越高，出路不知在何方。

記者：陳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