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號稱千億級的某P2P平臺被警方立案調查。據媒體報道，該案件涉及到的大量投資者血本無歸。這則新聞牽扯出了某知名主持人為這個P2P平臺代言的舊事。事發后，該主持人及時作出了回應，坦承了曾經代言的事情，并表態“會繼續與平臺和有關部門密切溝通，為妥善解決此事盡自己的力量”。應該說該主持人的態度是誠懇的，但是網民對此事的討論甚至爭論仍然沒有停止，核心問題是該主持人到底該不該為投資者的損失負責。
從我國現有的法律規定來看，界定代言人責任基本上都要求其主觀上“明知”。如我國廣告法規定，“明知或者應知廣告虛假仍在廣告中對商品、服務作推薦、證明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沒收違法所得，并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罰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規定“明知他人從事欺詐發行股票、債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為其提供廣告等宣傳的，以相關犯罪的共犯論處。”代言人是否存在“明知”，不是靠街頭巷尾的閑談來確定的，必須尊重有關部門的調查，在沒有明確的權威結論之前，不宜給任何人扣上違法或有罪的大帽子。
當然，那種“賺錢的時候，覺得是自己英明決斷，虧了錢就是誤信他人，到處要求代言人承擔責任”的論調，也是值得商榷的。正常的市場風險是責任自擔，但這與金融領域內違法犯罪完全是兩碼事。即便公眾人物不存在“故意”或“明知”，但涉案公司之所以找公眾人物代言，不正是看中其知名度，就此為商品或服務信用背書，吸引消費者或投資者嗎?
由具體個案說開，廣告代言作為一種促進商品或服務銷售的有效手段，有其存在的獨特價值。隨著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信息傳播速度越來越快，實至名歸的廣告代言能讓商品或服務家喻戶曉，為代言人形象加分，“別有用心”的廣告代言則可能像“糖衣炮彈”，坑了社會公眾，也讓代言人形象受損。
但如果要求所有公眾人物對所代言的商品或服務都有足夠的了解，似乎也不太現實。所以，問題的解決之道，還是要回到社會共治的思路上來。一方面要及時跟進新興業態的發展，將其存在的風險盡可能納入到法律法規的硬性約束中，另一方面也引導和教育公眾人物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謹慎選擇商業代言。同時，要發動社會力量、暢通渠道，把社會公眾的投訴與相關商品或服務的代言風險提示結合起來。
這起事件無論最終結果如何，對于明星和全社會都是一場“活生生”的法治課。制度的完善、機制的健全終究不是一日之功，但公眾人物多點法治思維、多點風險意識，從事代言活動時行有所止，是可以也是應該盡快做到的。凌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