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岸貿易“濱海模式”是一種在自貿框架下，“外匯管理部門+屬地行政主管部門+商業銀行+離岸貿易實施企業”四方合力，支持實體經濟開展新型離岸貿易的模式。目前，這一模式正不斷擴面，越來越多的企業從中受益。

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大，當企業發現海外采購的大豆明顯過剩時，除了冒著虧損風險按期進口，是否還有其他選擇?

正本提單在不同國家和地區間來回郵寄，只為“看了原件才放心”，但受船期、疫情等因素影響，“貨已經到港，正本單據還在路上”的尷尬時有發生，貨主萬分著急，這樣的堵點是否有解?

終端客戶所在地和天津公司的德國總部“近在咫尺”，但產品需要“繞一大圈兒”才能送達，先從德國進口到天津，再從天津發到國內的成套裝備制造工廠，最后由國內的成套裝備制造工廠出口到德國終端客戶所在地，這種“繞圈兒”的尷尬能否打破?

隨著經營日趨全球化，越來越多的企業遇到了離岸貿易的難題。這種貨物、運輸在海外，跨境結算業務在國內銀行實現的新型離岸貿易，因貨物并未入境，沒有海關報關單等往常核驗交易真實性的數據材料，銀行審核進度慢甚至“不敢做、不給辦”，由此也形成了企業全球經營的“腸梗阻”。“總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我們是基層政府，了解企業需求，不能坐視不管。”中國(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天津機場片區工作局局長何江說，“離岸貿易業務最大的堵點在于銀行有風險顧慮，不敢做，所以我們經過深思熟慮，從企業實際需求出發，推出了離岸貿易‘濱海模式’。”

據了解，“濱海模式”是一種在自貿框架下，“外匯管理部門+屬地行政主管部門+商業銀行+離岸貿易實施企業”四方合力，支持實體經濟開展新型離岸貿易的模式。相關政府職能部門向前邁出“一小步”，為優秀企業背書，進一步增強商業銀行開展新型離岸貿易的信心。繼今年5月高利爾(天津)包裝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高利爾天津公司”)完成新模式下的首單離岸貿易業務后，更多的企業和銀行加入進來，“濱海模式”不斷擴面。越來越多的企業從天津放眼全球，深度參與國際產業鏈分工，在全球市場乘風破浪。

抗波動保安全

每年，一艘艘載著大豆的船只從海外駛向天津港。這些大豆有不少是中墾國邦(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墾國邦”)采購的。作為一家以進口大豆為原料的大型生產加工型企業，中墾國邦每月基本上有60多萬噸大豆到港，每年進口大豆750萬噸至800萬噸，約占全國大豆進口量的7%。但由于國際大宗農產品價格波動非常頻繁和劇烈，市場形勢多變，企業經營風險較高。

“我們常年連續采購和生產，但市場行情變化很快，有時采購的大豆拉回來壓榨是虧錢的，但轉賣出去反而賺錢。”中墾國邦運營部總經理劉悅書告訴記者，近些年，國內壓榨行業市場需求較為低迷，公司對大豆轉賣的需求很早就有，但以前“很難走通”，直到“濱海模式”的出現，路徑才變得清晰可行。

最近，中信銀行天津分行在征求相關外匯管理部門意見后，給中墾國邦提供了離岸轉手買賣的具體操作指引。“參照操作指引，我們正在籌備離岸轉手買賣，業務將在近期落地。”她說，“濱海模式”為進口企業提供了在必要情況下，將過剩原料轉向國際市場的可能性，是一種新的避險選擇和變現渠道。

總體上看，我國大豆進口量占全球大豆貿易量的60%以上，每年進口量的多寡直接影響國際大豆價格水平。國際大宗商品市場風云多變，大豆采購、運輸過程中出現供需失衡是常有的事情。“每個工廠的倉庫容量是有限的，如果你買多了，但壓榨后的產品出貨速度不如預期或銷售很慢，那倉庫就會被擠滿。部分企業狀況嚴重的時候，船上的大豆根本卸不下來，只能直接把船當倉庫用。”業內人士告訴記者，為了加速周轉，企業只能降價拋售終端產品，讓生產滾動起來，但企業利益受損。如果發現采購的大豆明顯過剩，最好的方式是想辦法趕在大豆裝船發貨前及時轉賣出去，而非硬著頭皮繼續進口。

如今，依托離岸貿易“濱海模式”的探索，中墾國邦全球經營有了新的避險工具，可以動態調整海外采購的規模。劉悅書稱，將過剩原料轉向國際市場不僅企業發展受益，也有助于動態調節全國進口規模，避免不必要的抬高國際價格和破壞國內供需平衡;長遠看也有利于提高中國企業的國際貿易地位和話語權，保障國家糧食安全。

“國內國外兩個市場是雙向交匯循環的，不能讓企業‘光吞不吐’，僅進口卻無法根據市場變化及時轉手，那樣企業太被動了。”何江說，依托天津自貿試驗區的政策創新，“濱海模式”打通了諸多業務堵點，也讓企業在國際產業鏈分工中的參與程度更深，話語權不斷增加。

破瓶頸通全球

“這項政策太好了!”談及“濱海模式”，SEW-傳動設備(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SEW公司”)總經理助理程佳如此感嘆。SEW公司今年6月完成了一單以海外承包工程為背景的新型離岸貿易收付匯業務。正是利用“濱海模式”，SEW公司的產品不用經國內入境再出口的操作，免去“繞一大圈兒”的繁瑣，產品直接從德國總部發給了“近在咫尺”的終端客戶。原本可能需要兩三個月的貨運時間，最終縮短到1周。

“‘濱海模式’是企業急需的政策。因全球芯片短缺造成發貨期的延遲，如果仍按照原流程從德國進口到國內，再經國內成套裝備制造的客戶出口到德國終端客戶現場，從時間上將無法滿足合同約定的交貨期，進而影響整體項目進展。”據程佳介紹，新型離岸貿易方式大大縮短了貨物的運輸時間，同時也節省了國際運費、進口環節費用。“我們目前正在洽談一個美國項目，準備通過該模式開展業務，如果洽談成功，總金額大約100萬歐元。”程佳說。

不只是SEW公司，很多參與國際貿易的企業都會用到“濱海模式”。通過打通全球經營的堵點，企業競爭力進一步提升，業務量隨之增加。比如，今年5月試水首單業務的高利爾天津公司，最近有一批貨值大約4萬美元的單向排氣閥產品由意大利熱那亞港運抵馬來西亞巴生港，便會再次用到新型離岸貿易模式。

“亞洲市場由天津公司負責，但部分亞洲客戶仍會向意大利總部訂購產品，并直接發往客戶所在地，資金結算由天津公司負責，這就形成了離岸貿易。”高利爾天津公司海外市場區域銷售經理王博文告訴記者，很長一段時間，離岸貿易的資金跨境結算效率始終是個問題，銀行為保證貿易真實性，須在全套正本海運提單上簽注收付匯金額、日期并加蓋業務印章，才能安排轉寄單據給客戶。但問題在于，海外客戶也需要正本海運提單才能在港口提貨，“有時甚至出現，貨物已經到港，但海運提單還未寄到的情況，這不僅會產生滯港費用，也降低了物流效率。”

“濱海模式”正是在破解傳統離岸貿易跨境結算的“瓶頸”中誕生的。基于該模式，銀行不再要求高利爾天津公司提供紙質海運正本提單才能轉寄單據，客戶在目的港口憑電放提單復印件就能提貨，避免了以往“貨物已經到港，正本單據還在路上”的情形出現。

“我們往年離岸貿易總量有1500萬元至2000萬元，隨著新政利好，來年這一數值可能會增加50%。”王博文告訴記者，此前由于資金跨境結算效率的問題，高利爾天津公司無法為下游客戶提供延期付款服務，但新政帶來了跨境資金結算效率的提升，“現在我們可以為下游客戶提供合理的賬期時間，這極大緩解了下游企業的資金壓力，有助于增加我們與客戶之間的黏性，對鞏固產業鏈、供應鏈幫助巨大，我們對未來發展信心更足了。”

數字化贏未來

近年來，離岸貿易成為國家明確支持的新型國際貿易方式，各地都在積極探索。與上海“白名單”模式、蘇州“制定業態”模式不同，“濱海模式”起源于解決企業的具體問題，初期來看是一企一策，但示范效應很大，許多有相關需求的企業和銀行主動響應。

經過3個月的實踐探索，目前“濱海模式”已形成支持新型離岸國際貿易業務的三種業務模式。即以高利爾天津公司為代表的基于實體經濟創新發展需要的新型離岸國際貿易業務模式;以SEW公司為代表的海外承包工程為背景的新型離岸貿易業務模式;以中墾國邦為代表的大宗商品新型離岸國際貿易業務模式。

“離岸貿易是隨著跨國公司業務發展演化而來的一種新型貿易模式，‘濱海模式’的探索顯現出天津自貿試驗區對實現貿易自由化、金融便利化的大膽嘗試，是一個小切口、大效果的較好選擇。”南開大學中國自貿試驗區研究中心主任佟家棟表示，在走向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過程中，政府職能的轉變、貿易與金融更加自由化要服務于市場主體參與國際經營，逐步做到走出去和引進來的自由化和便利化。這就需要政府、外匯監管部門和商業銀行，在判定業務流程真實可信的前提下，給企業的離岸貿易開綠燈，建平臺，為企業經營的全球化創造條件。

眼下，“濱海模式”正在逐步擴面、推廣。何江又開始忙碌了，他一邊忙著走訪企業，宣講政策，收集企業需求;一邊在探索把更多的金融科技手段應用于離岸貿易結算中來，并籌劃適時組建離岸貿易聯盟。“未來這一模式還將不斷擴容、進化，從‘手動版’的1.0階段向數字化的2.0版本升級，逐步搭建數字化離岸貿易綜合服務平臺，吸引更多規模大、全球資源配置能力強的龍頭企業到自貿試驗區布局開展離岸貿易。”何江說。(記者 袁誠 張兆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