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日，本報刊登歷時兩個月的獨家校外培訓機構臥底調查(詳見本報8月9日A3、A4)。有關報道引發(fā)輿論強烈反響和教育業(yè)界的關注。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認為，這一報道為治理校外學科培訓機構提供了一個視角，“雙減”要切實起到減輕學生負擔的作用，必須在抓校外培訓“供給側”治理的同時，狠抓校外培訓“需求側”治理。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則認為，短期內疏導家長對校外培訓的需求，要提升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教育質量，提高教學效能。
熱議
學生和家長確實有校外培訓需求
該調查報道在羊城晚報刊發(fā)后，羊城晚報微信公眾號、羊城派、金羊網等各平臺端口也進行了發(fā)布，報道的閱讀數迅速突破10萬+。此外，海外網、澎湃在線、上游新聞等平臺紛紛轉載了該調查報道。報道中提及的校外培訓機構運作模式也引發(fā)了爭議，許多讀者紛紛留言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
有不少網友分享了自己和培訓機構打交道或愉快或焦慮的經過，坦承對校外培訓確實有需求。網友“@雪莉”留言稱：“每年春季班剛開始，培訓機構就要我們在讀生報暑假班和秋季班了，這樣的一個銷售模式特別讓人不舒服，但沒辦法，如果不去這些機構額外補課，又怕孩子跟不上，真的很無奈。”
網友“@paperadio”留言稱：“記者挺辛苦，打進了‘供給側’內部，寫得比較真實、客觀。希望再寫一篇‘需求側’的，看看‘雙減’政策下學生和家長們的課外補習需求到底能不能被消除。”
此外也有網友表示，希望公立學校也能像校外培訓機構這樣對老師進行培訓。網友“@銀路蘇青青”稱：“記者的報道很真實客觀，我們換個角度來看，學校如果能像培訓機構一樣花如此大的心思去琢磨課程，學生的成績可能會大大提高。培訓機構也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網友“@雨過天晴161387751”留言稱：“希望‘雙減’能真正落到實處，既能幫助學生，又能解放家長”。
觀點
校外培訓“需求側”治理更為緊迫
“這一報道為治理校外學科培訓機構提供了一個視角。”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指出，雖然校外學科培訓一直被詬病刺激教育焦慮，但他們是靠市場競爭獲得生存。而“雙減”并不是要關停所有學科培訓機構，只是讓學科培訓機構回到其應該有的定位上，不要刺激教育焦慮。
他強調，這一輪治理傳遞出來的信號非常明確，校外培訓機構要從做生意轉向做教育，要以公益作為培訓的追求，成為整體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培訓機構在轉型的時候，必須要有這種理性的清醒的認知。”
“雙減”政策叫停了節(jié)假日、雙休日、寒暑假的學科培訓，這些培訓需求要怎么消化?熊丙奇對此明確指出，要切實落實“雙減”政策，不能只抓校外培訓“供給側”的治理，還要解決“需求側”的問題，不然整個培訓需求就會從公開轉向地下，相關部門很難進行有效監(jiān)管。
在他看來，在校外培訓的“需求側”，學生和家長們的需求包含四個方面：一是由校外培訓機構的超前教學、焦慮營銷刺激出來的需求，二是當前的升學評價體系制造的需求，三是學校教育質量不高所帶來的培訓需求，四是整個社會功利性教育環(huán)境刺激出來的需求。“通過規(guī)范校外培訓機構的經營，第一種培訓需求將被治理去掉一部分，但后面三種培訓需求如何治理，是下一步更為重要的課題。”熊丙奇說。
“只要培訓需求沒有減少，校外培訓機構就依然可能換一種更隱蔽的方式存在。”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指出，從短期上來講，疏導家長的培訓需求，關鍵在于提高學校教學質量和教學效能，使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教育進一步達到優(yōu)質均衡，“所以這次‘雙減’文件一開始就明確提到，‘著眼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強化學校教育主陣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訓機構治理’。”
事實上，這并不是中央層面第一次對校外培訓機構進行規(guī)范治理，早在2018年，國務院辦公廳就頒布了《關于規(guī)范校外培訓機構發(fā)展的意見》，2019年，教育部等六部門又出臺了《關于規(guī)范校外線上培訓的實施意見》。“減輕負擔也是講了幾十年了，這不是短期的事。”儲朝暉指出，要形成長效機制，一定要從根源上減少家長和學生對校外培訓的需求。
建議
緩解教育焦慮，要破解“中職恐慌”
“在現行的評價體系內，分數仍是決定學生進入不同學校、甚至走上不同工作崗位的主要指標。”儲朝暉一針見血地指出，而學校教育質量的不均衡，又導致進入不同學校的學生存在很大差距，因此義務教育階段的家長有提高分數的迫切需求。
他注意到，“雙減”文件當中提到了中考的改進，“中考又涉及大家很關心的普職分離的問題，普職分離要求各個地方的職業(yè)教育跟普通教育比例相當，但家長都希望自己孩子進普通高中，事實上就把學生的學業(yè)負擔壓力產生時間提前了。”
“當然，我們要呼吁家長理性地看待問題。但是家長的焦慮不是通過做思想工作就能解決的。”儲朝暉說，緩解家長的教育焦慮，根源還在于改變教育評價體系，破除唯分數論和唯升學論。
熊丙奇對此也持同樣的看法。他指出，“雙減”提到推進義務教育優(yōu)質均衡發(fā)展，強調課后服務全覆蓋，都是在致力于疏導家長的校外培訓需求和教育焦慮，“如今家長覺得中考比高考還激烈，充滿了‘中職恐慌’，這個問題不解決，我認為‘雙減’就很難落到實處。”
在他看來，“雙減”是一項系統(tǒng)工程，要做好“雙減”工作，必須形成全社會的合力。首先，學校教育和社區(qū)要更多履行教育職責，包括推出課后延時服務、暑期托管服務等措施為學生和家長減負;其次，家長要轉變家庭教育理念，尊重孩子的成長規(guī)律;而更為關鍵的是，要深入推進教育評價改革，破除唯分數論、唯升學論、唯學歷論。
熊丙奇建議，推行“雙減”政策之后，政府部門應該著眼于解決如用單一的分數評價學生、學生的成長選擇單一、普職分離變成普職分層、家長充滿“中職恐慌”等問題。“怎么樣去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縮小各個學校辦學質量差距、消除義務教育階段的擇校焦慮，這些都是政府部門在‘雙減’治理過程中必須要注意的事情。”熊丙奇說。
去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fā)《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要求推進教育評價關鍵領域改革取得實質性突破。熊丙奇認為，《方案》要求，建立多元評價體系，形成崇尚技能、淡化學歷的社會氛圍，對于做好“雙減”工作至關重要，“我國實現各級各類教育普及后，全社會應該從重學歷轉向重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