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同學在外面掙錢，會覺得我在鄉鎮基層做這些事情沒出息，給他們說我服務了多少人、解決了多少群眾的困難，他們很多聽不懂、不理解”；“我愛人說我工作那么累，又沒多少錢，不知圖什么？我就生氣地告訴他，不能詆毀我的工作”。既為難、又熱愛，這是基層干部內心糾結的真實寫照。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葉敬忠教授團隊的一項研究指出，基層干部對鄉村振興的制度設計與政策執行存在著一些困惑，對自身定位與角色認知出現了一些迷茫。

該研究自2021年3月在山東、湖南、陜西、浙江、河北等5個省的10個村莊開展，圍繞“農民視角的鄉村振興”這一主題，共完成農民問卷529份，完成對基層干部、新型經營主體、小農戶的訪談154份。研究成果《農民視角的鄉村振興》近日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相關資料圖)

研究指出，基層干部的困惑和迷茫關系到他們的工作生活和思想心理，也關系到鄉村振興各項事業的穩步推進和現代化治理轉型。基層干部的困惑和迷茫主要表現在七個方面。

首先，理論學習時間少，政策存在模糊性，理解執行不到位。調研發現，基層干部普遍缺少理論學習的時間和精力，對政策的領會較慢。一位基層干部說，“政策文件白天基本上沒有時間看，都是中午休息時抽空看看；白天一般都不可能定下心來看文件，只有晚上才可能坐下來梳理一下”。對政策學習的欠缺常常導致工作中出現困惑和困難，尤其是對一些系統性、綱領性的文件掌握不到位往往導致工作中出現臨時性、短視性或“一刀切”的做法。

此外，部分制度設計和政策本身存在模糊性，給基層干部帶來了理解和執行的難度。例如，基層干部反映，在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銜接過程中，在政府部門之間就存在明顯的分工模糊和工作交叉的問題。基層干部說，“工作苦不叫壓力，協調不同部門以及過程性考核才是壓力，必須盡快下達‘三定’方案了，否則名不正言不順”。

其二，政策執行限制多，工作目標有偏差，路徑依賴創新難。調研發現，基層干部往往缺乏自主性，存在唯指標論、唯過程論的傾向。一方面，政策限制性大，基層干部很難依據地方情況進行創新探索，工作的目標在一定程度上是“完成上級指令”而非“促進地方發展”。

另一方面，嚴厲的問責機制倒逼執行政策簡單化，“一刀切”雖然飽受詬病，但也意味著不會犯錯誤。一位基層干部說，“基層工作就是寧可不辦、辦砸，也不能違反程序”。在此理念下，開展工作必然出現路徑依賴，因為按照老方法一般不會出錯，但同時也必然限制了探索和創新。

其三，群眾高度依賴政府，群眾發動有困難，群眾參與不積極。調研發現，群眾在鄉村很多工作中產生了明顯的依賴思想，給基層治理帶來了挑戰。有基層干部指出，“鄉村很多工作是干部干、群眾看”。調研顯示，農民認為鄉村的產業發展、環境治理、鄉風文明、治理有效主要靠村干部的比例分別達到37.3%、53.5%、54.6%、76.6%。有村民說，“村里大小事情都要靠干部，沒干部什么事都辦不成”。

這種依賴性思維反而會加劇群眾對集體事務的冷漠，不少農民認為鄉村振興就是要等國家拿錢來振興農村，導致基層發動群眾存在現實困難。此外，群眾在網絡上看到其他地區的基層服務領先于本地，也會產生不理解或抱怨，給基層的群眾工作增添了新的困難。

其四，資源配置倒掛，人財權缺乏，基礎管理缺乏支撐。調研發現，基層干部都將人、財、權等資源的缺乏視作基層工作面臨的主要問題。

其五，督導考核頻繁，指標空洞化，減負政策落地難。調研發現，督導使得基層干部疲于應付，考核本身反而成為了基層工作的核心目標。一是檢查暗訪多。不同部門都頻繁下基層，但他們一般只檢查、不指導。二是過程考核重。現在片面強調工作留痕，不顧基層現實，使基層干部都變成了“表哥表姐”。三是評價體系空泛。一些考核評價的指標體系不僅脫離實際，而且非常繁瑣，老百姓無法理解，很難掌握真實情況。四是問責壓力大。一票否決的事項過多過雜，屬地管理與維穩政策導致畸形治理。一位基層干部指出，“上面下來檢查主要是為了挑問題，常常會以少數村民的意見來否定基層工作，而不顧大多數村民的意見”。

其六，年輕干部彷徨，扎根基層難，心理落差大。

其七，職業認同有危機，缺乏社會認同，基層心聲缺乏表達。調研發現，基層干部長期與農村、農民打交道，面對外部世界的沖擊，極易產生自我懷疑與自我否定，形成職業認同危機。

研究指出，在鄉村振興推進過程中，應深入了解基層干部的期待與困惑，深刻理解他們的行為與認知，通過促進基層治理模式的轉型，更好地發揮基層干部在鄉村振興中的作用。

研究建議，應加強政策文件的傳達宣講，加強和完善干部培訓體系；政策執行應給基層留下一定空間，建立更加合理的容錯糾錯機制；應轉變政府包攬一切的做法，扭轉農民等著政府拿錢振興鄉村的思維；資源配置應進一步向基層傾斜，給基層提供更多支持；應破解基層形式主義難題，通過系統性支持，化解基層年輕干部的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