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政府日前公開的一則批復稱，省政府同意山西師范大學臨汾學院并入臨汾職業技術學院，撤銷臨汾學院的建制。原臨汾學院人、財、物全部劃轉至臨汾職業技術學院，現有在校生由臨汾職業技術學院負責培養和管理，畢業后頒發原錄取學校畢業證書。這意味著一所全日制大專院校正式劃入了一所公辦高職院校，高校的縮招，乃至“縮編”已經悄然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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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校友聽聞消息后不敢相信“畢業十年，突然母校沒了”。有百年歷史的臨汾學院就此走入歷史，這座“中小學教師搖籃”的消亡讓校友扼腕不已。其實近年來消亡的“母校”不只大學，不少人也在過年返鄉時驚訝地發現，曾經就讀過的中小學遭遇了“合并”或是“關張”的命運，引發一輪輪的嗟嘆與緬懷之聲。
具體的“母校消亡”或有各自原因，但共同原因是出生率的下降：新一批學齡人口已經不足以“填滿”校園。統計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的出生人口只有956萬，同年的高校畢業生人數則高達1076萬，當年秋季的高校招生人數也達到了1100萬左右；作為對比，2016年因“二孩政策”反彈的全年出生人口是1786萬，但這個數字很快就逐年回落，短短6年以后就已在2022年接近“腰斬”，也就是說從2023年開始小學新入學規模將縮減。
不難想見，6年以后的初中、9年后的高中、12年之后的大學如果沿襲現有規模的話，恐將迎來幾百萬的招生缺口，不得不面臨生源“存量競爭”的嚴峻局面。
這種招生規模越來越大于生源數量的趨勢是長期性的，更多畢業生的“母校”恐怕會因為生源壓力、辦學經費原因“一夜消失”。
頂級名校固然無需擔心生源問題，但普通高校的壓力勢必紛至沓來。“瘦身潮”下大專院校首當其沖，未來則會蔓延到部分普通本科院校。
作為對照，臺灣地區也經歷過類似過程。從上世紀末開始，李遠哲主持臺灣地區“教改”，以“十二年國教”廣設高中與大學，結果引發“技職教育已死”“大學浮濫設立”的弊端。臺灣“少子化”的現實催生了“七分也能上大學”的笑談，不少大學只能面臨“招不到學生，只得倒閉”的窘境，畢業生也不得不面對“長年低薪”的痛苦。
學齡人口的多寡影響著高校招生規模的漲落，中國上世紀末以來開啟的高等教育擴招狂潮與此也密不可分，彼時正是節節走高的“人口紅利”給“高考擴招”“學院升格大學”與“高等教育市場化”打開方便之門。在高等教育大幅擴招的年代，不少人也有過驚訝于“母校變了”“母校改名了”“母校變得高大上”的經歷。
高等教育擴招的二十余年來，過度教育、教育質量下降、名實不符等現象也屢見不鮮，招來“讀書無用論”“新校區鳥不拉屎”這樣大家感同身受的惡評。二十多年來高等教育“增重”增加的未必都是肌肉，恐怕還有脂肪。一旦學齡人口無法匹配招生規模，“減肥”乃至“減重”自然在所難免。不然依照目前的招生規模與新生兒數量，十八年后的中國恐將出現“人人都可以上大學”的情況。
回歸高等教育的本質，將有助于更好地解釋其“縮招”現象：高等教育越來越多地帶有商品屬性。學生學到的知識、拿到的文憑能否獲得回報，也是要由就業市場的供需關系決定，學歷與文憑只是必要而非充分條件；最后，既然是投資，那當然不存在穩賺不賠的情況。指望“考上好大學，鯉魚躍龍門”，在當下的市場環境里已經越來越不現實。
高等教育“瘦身”不但是人口少子化的產物，也是市場鏈條反饋的結果。經濟形勢的變化帶來市場供需結構的調整，舊有的學歷、知識乃至能力也需要自我調整以匹配就業市場的新需求。就業市場帶來的壓力，并不比“少子化”小多少，這也會“倒逼”高等教育的變革。理性看待高等教育、讓招生與入學都回歸理性與常識，不但是現實逼迫下的“勢所必然”，而且是改進高等教育、調整求學策略的應有之義。
王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