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了年輕人去創造財富，誰來支撐老后體面？

撰文 |龔 正

編輯 | 臉 叔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2月9日，平時閱讀率不到1萬的武漢醫保（武漢市醫保局官微），當日閱讀率突破了10萬+。這一天官微上發布了圍繞當地醫保改革的政策釋疑，對民眾關切進行了一次集中回應。

大眾關注醫保改革，直接原因是關注自身醫保卡里的錢變化，而更深層次原因是伴隨老齡化和人口趨勢變化，人們對確保老后生活質量的財源穩定性存有憂慮。

不少年輕人擔心自己在退休后，社會創造的財富難以支撐自己老后的體面，會如東亞鄰國出現老后貧困問題，這形成了隱藏在當下社會氛圍中的一種微妙空氣。

01

醫保改了什么

家住漢口80歲的陳爹爹，十分關注這一次本地的醫保改革。醫保改革前，每月入袋陳爹爹醫保賬戶資金的錢是200多元，改革后，將只入袋80元左右。

陳爹爹說，自己體認改革，原因是他覺得之所以這樣調整是相關方面“沒錢了”，過去3年抗疫公家每天花的不少，但自己目前身體尚可，對于醫保卡的平日使用，有病了就拿去看病；有余錢，會每年做點檢查。偶有住院，一般自費2、3000元就出院了，自身醫療負擔相對較輕，能接受調整。

“自己身邊反應比較大的是那些家里無病的人。”以前卡里對他們來說是一筆可供支配的錢，改革后，卡里的錢減少，他們覺得自己“吃虧了”。陳爹爹說，這部分人是沒有了解政策的全貌。

今年28歲的當地女孩嘉嘉也對醫保改革十分關注。她說自己倒不會每月去查醫保卡有多少錢，因為很少用到，只是看到今日會想到自己的老后，是不是也會為這一點兒錢去敏感。現在房價、物價擺在那里，也沒了房地產去實現個人財務杠桿，擔心自己老后的生活無足夠財富去支撐品質。

針對這次改革的原因，當地醫保局解釋為，醫保出現了“有病的不夠花，沒病的用不了”情況。

具體而言，就是“全市60%以上的個人賬戶沉淀資金趴在年輕和健康群眾的賬戶中；另一方面，退休和患病群眾的個人賬戶結存不夠使用，門診個人自費負擔較重”。

有關注醫保政策的專家，將這種情況用“苦樂不均”四個字來形容。

針對這種局面，當地醫保采取的改革措施是，在不另外籌資、不新增單位和個人繳費負擔的前提下，通過調整資金存量的使用結構，活化資金使用效率，來緩解這一矛盾。

可以一定程度上理解成，將健康人群日常不怎么使用的醫保錢，劃撥一部分到醫保統籌賬戶，用來去幫助真正有需要的患病或常往醫院跑的群眾，達到醫療保障互助共濟的目的。

舉個例子，改革前一位當地市民醫保卡里的資金，一部分來自個人繳費，一部分來自職工單位繳費。

這一制度可追溯于1998年，我國頒布了《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開始在全國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采用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模式，兩者分別承擔不同的醫療費用支付責任。統籌賬戶支付住院及部分慢性病，個人賬戶支付門診等。

改革后，市民醫保卡里的錢，只能分配到自己的個人繳費，來自職工單位的繳費，會計入醫保統籌賬戶。

如此一來，醫保統籌賬戶的錢就變多了，能夠通過賬戶內的資金結構優化，為包括病患以及常跑醫院的患者在內的全民，提供更多保障服務。

此次當地醫保改革，就計劃將此前不能報銷的門診常見病、多發病門診醫療費等，納入到醫保統籌賬戶的支付范圍。

按照當地醫保局的說法，這次改革，名義上發到職工醫保卡里的錢會變少，但一旦參保人員生病或患有慢性病，享受的權益實際卻是增多的。

▲圖| 武漢醫保局發布

有著如此初心的改革，之所以引發了較大的民眾關注，分析聲音指出可能跟改革與民眾的提前溝通和宣講不到位有關，導致部分群體一看到曾經發給自己的醫保錢變少了，直觀認為自己的生活質量受損，出現了群體性的擔憂。

而按照當地醫保局出臺的醫保改革政策全貌，客觀而言，確實出臺了很多新的保障措施。

比如除了新增門診常見病報銷等外，還實現了職工醫保個人賬戶家庭共濟，也就是個人賬戶的適用范圍，從此前的只能用于參保職工本人，拓展到本人及配偶、父母、子女。

同時，還拓展了職工醫保個人賬戶使用范圍，改革后除了可以用個人賬戶支付在定點醫療機構就醫和藥店買藥產生的費用外，還可以用個人賬戶為配偶、父母、子女等支付城鄉居民醫保的個人繳費。

“客觀而言，這一改革總體有利于患病群眾以及社會整體的利益。”關注改革的專家表示。

02

人們在擔憂什么

圍繞武漢醫保改革，社會的一個隱藏擔心是， “此次改革是否是因為醫保基金不夠用”。大眾一般來自直覺的判斷依據是，本地不斷升高的老齡化，花費在醫療上的錢會越來越多。

據武漢市2021年發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時，60歲及以上人口212.44萬人，占比17.23%，比2010年上升4.55個百分點；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145.62萬人，占比11.81%，比2010年上升3.68個百分點。

與此同時，年輕人口增速卻不及老齡化速度。0—14歲人口160.81萬人，占比13.05%，比2010年上升3.07個百分點。15—59歲勞動力人口859.40萬人，比2010年增加102.66萬人，占比69.72%，比2010年下降7.61個百分點。

對于人們的擔憂，當地醫保局也給予了公開答復：“參保群眾沒有必要擔心，總體來看，我市醫保基金收支是平衡的，收支規模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基金保障能力穩健可持續。”

武漢的醫保改革在全國并非個例。開年之后，陜西、湖南、山東等地醫保也迎來變化，改革方向與武漢一致。

此次改革的溯源，來自于2021年4月印發的《關于建立健全職工基本醫療保險門診共濟保障機制的指導意見》。

在這份指導意見中，概述了醫保改革的目標，列出了增強門診共濟保障功能、改進個人賬戶計入辦法、規范個人賬戶使用范圍等原則措施。

總體而言是將更多著力點用在活化基金使用效率上。根據2021年度全國醫療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21年末我國醫保個人賬戶的累計結余資金達到了11753.98億元。有聲音認為，確實如此一筆巨額資金，需要進行更合理的使用。

不過另一方面，人們還是會對時下不斷展開的另一個事實而憂慮——即不斷加速的老齡化和人口增長趨緩。未來不管是養老還是看病，人們擔心的是支撐未來老后生活的財富創造速度會受到影響。

2022年，國家衛健委官網發布了《2021年度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公報》。公報稱，截至2021年末，全國60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6736萬人，占總人口的18.9%；全國65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0056萬人，占總人口的14.2%。全國65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撫養比20.8%。

這個比例的意思是，在當下有能力勞動的年輕人中，每100人需要承擔21個65歲以上老年人的養老，也就是5名年輕人要贍養1位老人。而前些年這一比例還為8:1，年輕人的贍養負擔在加重。

與此同時，用來創造社會財富的年輕人口比例卻在不斷下降。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1年，我國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達到峰值9.25億人，從2012年開始下降。到2021年末，16-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8.82億人，占總人口的62.5%，比2011年減少了4300萬。

更令人憂慮的是，承載著未來前景的新生兒人口不斷下降。2011年，我國新生兒出生數量為1604萬，2021年新生兒出生數量1062萬，2022年末，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稱，全年出生人口956萬人，人口出生率為6.77‰；死亡人口1041萬人，人口死亡率為7.37‰；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60‰。2022年全國人口減少85萬人。

▲網絡圖| 人口趨勢在深度變化

對于人口下降帶來的后果，一位觀察人士稱，過去幾十年，社會上一直有個觀點認為國家人口規模降一點，可能能與我國的資源稟賦與承載形成適配，但實則不然。

因為現在很多行業的產能可能是按照現有人口趨勢或規模來設計。新生兒人口減少，意味著若干年后，數百萬人口的需求將減少，產能一旦過剩，企業之間競爭將更加激烈，行業利潤下降，而為了求生，企業縮減產能而減員，或將產能搬到人口增速較快的亞非地區，都有可能成為現實。這將最終會影響國內財富的創造以及各世代的利益。

武漢本地一位醫藥連鎖行業從業者則認為，城市發展需要人口，特別是有質量的年輕人口。這才能支撐起城市財富的增長。

武漢2021年新增人口超120萬，GDP在2022重回全國第八，這都是好的表現，但如果放在全省來看，其他城市人口都出現了一定下降，未來可能武漢尚因有外地人口的輸入保持城市活力，那其他人口下降的城市的老后生活會如何，值得提前思考。

03

鄰國在發生什么

作為鄰國的日本，超高的老齡化和少子化所形成的局面，正在被更多人當作可能需要去面對的未來去思考。

最近在社交媒體上，2020年11月發生在東京澀谷的一件真人真事，又開始被人們翻出來重新審視。

當月16日，一名名叫大林三佐子的64歲女性在澀谷附近的巴士站被人打死，起初人們以為只是單純的兇殺案，后來人們發現她是一個無家可歸者，雖然她衣著整潔、舉止體面。

再后來日本廣播協會（NHK）通過采訪調查了大林女士的青春時代，上過大專，年輕時是話劇團員，來到東京結婚后又離婚，有過演員夢，但沒成功。

年輕時沒運氣，馬上迎來老去。據說她曾在超市當過試吃推銷員，但疫情襲來，客人沒了，自己失業，晚上客宿室外車站，事件發生后警方只從她身上搜出8日元。之后，當地出現了女性集會，人們舉著“她就是我”的牌子。

2022年9月，日本總務省發布的人口統計數據顯示，日本65歲以上的老年人有3627萬人，與前一年相比增加了大約6萬人，老齡化率已經達到29.1%，刷新了歷史最高紀錄。

與此同時，老年人的貧困化率不斷在加劇，沖擊著長壽是福的東亞儒家觀念。日本總務省統計局2019年的數據顯示，日本65歲以上老人的貧困率達到27%，即每4個老年人家庭中就有一個處于貧困狀態。

按照日本的標準，當地的貧困標準指的是年收入低于國民平均收入50％。按照日本年收入250萬日元計算，年收入低于125萬日元（按時下匯率為6.4萬人民幣）的即為相對貧困人口。

造成貧困的原因包含多樣，比如年輕時不努力、年輕時賺到的錢遇到人生危機，越來越多的啃老族出現，經濟長期低迷，工資多年不漲全社會需求緊縮等。

多年前，日本拍攝的一部紀錄片《老后破產：名為“長壽”的噩夢》，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片中展示了老齡化背后的社會現實，年輕時年收入超過 1000 萬日元（按時下匯率，約為52萬人民幣）的中產精英，最后也因為經營失敗，成為老后破產大軍的一員。

▲圖|日本老齡化劇烈

伴隨著人口進一步老齡化以及新冠疫情，日本2021年的國民醫療費達到44.2萬億日元（約合人民幣2.17萬億元）。

日本國內認為，目前日本的國民醫療是負擔偏重于適齡勞動者，但給付偏重于老年人。隨著老齡化加劇，75歲以上的人均醫療費將達到75歲以下的約4倍。如果不進行相關改革，此醫療保障制度難以持續。

如何才能讓老后也能有一份保障，同時緩解因年輕人口不足而帶來的勞動力危機，2021年4月，日本正式實施修訂后的《老年人雇用安定法》，要求企業通過返聘、延長聘期等方式確保70歲以內人員的就業機會。

據統計，日本現在有25.1%的65歲以上老人還在工作。如果只統計65-69歲還在工作的老人，其比例則高達50.3%。

《日本經濟新聞》的調查發現，認為自己“打算工作到70歲以上”的受訪者，在70歲世代有45%、60歲世代為54%。

至于為何不想退休，回答“對晚年感到不安”者高達76％，至于為何不安，71%的人選擇健康因素，68%的人選擇生活資金等原因。

近期，全國多地傳2023年將公布漸進式延遲退休方案，2055年前后將實現65歲男女同齡退休。

其實這在日本的退休發展史上也能看到。20 世紀 70 年代前，日本實行的是 55 歲退休制。1986 年，日本將退休年齡由 55 歲延遲至 60 歲；2006 年，退休年齡正式定在了 65 歲；2021年4月，日本正式進入70歲退休時代。

對于日后日益讓人不安的環境，僅靠醫保或養老金，來維持老后體面，可能存在較高的不確定性。現在一些年輕人已經開始想，“工作到人生最后一刻”或許將會成為維持老后體面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