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中國第一張為外科手術而設的重癥監護病床在北京協和醫院建成。1994年，杜斌在中國協和醫科大學醫學系完成了八年制培養，并取得醫學博士學位。畢業后，杜斌一直在北京協和醫院從事重癥醫學工作，并著手創建了醫院內科ICU。
在醫學領域，杜斌被稱為國內的“重癥八仙”之一，幾乎參與了國內所有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醫療救治。2020年1月18日，作為國家衛健委派出的醫療救治專家組成員，杜斌第一時間進駐新冠疫情的風暴眼——武漢。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協和醫院副院長杜斌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的專訪。杜斌說，他不是公共衛生學方面的專家，他的專長是危重病人的救治，但是從2003年的SARS，到如今親歷新冠大流行，他也開始思考，中國應該如何更好應對下一次可能的公共衛生危機。
(資料圖片)
北京協和醫院副院長杜斌。圖/受訪者供圖
一些專家呼吁，新冠疫情暴露了中國重癥醫療資源的不足，疫情后應該加大投入，但杜斌并不這么認為。在醫療資源整體有限的情況下，他強調，應通盤考慮，更好應對下一次公衛危機的關鍵，不在于激進擴建設施，而是如何培養人才、縮小醫院間診療水平的差距，在緊急狀態下做好擴容。
不同地區醫療水平差別大是主要問題
中國新聞周刊：新冠疫情三年中，對于不同區域間醫療資源的差距，尤其是重癥醫學學科的差距，你有怎樣的感受？
杜斌：2020年，我最先去了武漢，在武漢市金銀潭醫院等定點醫院指導危重病人救治，而后又去了哈爾濱、烏魯木齊、青島、滿洲里、石家莊、通化等城市，2022年上半年參與了上海奧密克戎疫情的救治。
醫療資源天然不平衡，在全球都是如此。我沒有去過特別基層的醫療衛生機構，但是，就我看到的縣級醫院，尤其是東南各省市的縣級醫院而言，重癥醫學科的床位數量和醫療設備的地區差異不太明顯。
我感受最深的還是醫療救治水平的差別的確非常大。這種差距，倒不是說不會一個具體的操作比如氣管插管，而是掌握的知識和治療理念的水平有高低。
不過，我也能理解，這是很現實的情況。如果基層的醫生能力比較強、得到了好的培訓，他就有很大的可能離開基層醫療機構，比如通過報考研究生的方式。近年來，國家衛健委一直在推動優質醫療資源下沉，也在思考用什么樣的機制，能夠減少區域間、不同層級醫療機構間在醫療水平上的差距，但這需要一個過程。
中國新聞周刊：臨床治療的標準化或同質化，被公認為是醫學學科發展成熟的重要標志。這些年你在不同場合都提到過，中國重癥醫學發展中的最大短板是人才培養。中國重癥醫學人員的現狀是怎樣的？你認為應怎樣解決這一問題？
杜斌：中國重癥醫學人員數量確實是不夠的，這與疫情來不來沒有關系。重癥監護室，是一個醫療和護理強度要求都很高的科室，因此所配備的醫護人員數量也比較多。
以英國為例，一張ICU床位至少要配置7名護理人員，但在國內，即便我們要求一張ICU床位配置2.5~3名護士，絕大多數醫院依然很難達標。尤其是出現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需要在ICU救治的時候，人員短缺問題就暴露得更為突出。
在政策上，原來制約我們發展的瓶頸是沒有重癥醫學的住院醫師規培制度，不過，2020年跟國家衛健委反映后，已得到解決。當然，我們會面臨一些問題，我們應去想想怎么吸引年輕醫生加入到重癥學科中來，怎樣培養出合格的醫生和護士。
在發達國家，比如德國，社區診所、小規模的醫院和大醫院之間，醫生的水平固然有差別，但都在一定水準之上。我覺得不同國家間的差距是從醫學教育開始的。我們的醫學院教學水平差別很大，而且教師們面臨著很大的申請各種科研基金（如國家自然基金項目）、開展科研項目的壓力，難以全心全意教授學生。
中國新聞周刊：重科研的評價體系，對于臨床醫生這一群體來說，會不會也是一個很大的負擔，甚至會影響他們在臨床診療能力方面的發展？
杜斌：我覺得會。我有時候愿意說一些“風涼話”或者是抱怨的話。現在任何一家醫院，都要求醫生又會看病、又會寫文章、又會得獎、又會教書，又會申請基金和課題，如果什么都會，為什么還在這個醫院待著？
在當下評價體系當中，不同醫生、不同專科之間的診療水平很難衡量，因此最容易被量化的指標就成了評價的“尺子”，這包括論文、基金課題數量、獎項等。但是，我們的體系需要允許醫務人員在職業道路上差異化發展，從事科學研究要基于興趣。真正能夠引領學科發展、做出創新發現的人是很少的。
如果一個醫生醉心于教學，能夠培養出很好的醫學生和年輕醫生，哪怕不從事科學研究，他也是一名合格的醫生。正是因為采用同一把尺子衡量，才有這么多醫生會花錢買論文，導致這些年國內被撤稿的醫學論文很多，在科研誠信上出了問題。
北京協和醫院副院長杜斌。圖/受訪者供圖
盲目擴容，可能帶來資源閑置和浪費
中國新聞周刊：你如何看待新冠疫情帶來的醫療基建擴張？比如興建一些傳染病醫院，擴建醫院ICU病床數量，大量購置呼吸機、監護儀、除顫儀等設備。該如何做好“平戰結合”，避免資源浪費？
杜斌：這是現實，但我不認為是對的。我覺得這一輪擴張之后，可能會不可避免地帶來資源浪費。我知道有好多醫院的呼吸機已經閑置了。
很多傳染病專科醫院平時很難生存。在東部某個省份，平時，政府要求全市的艾滋病病人都要轉到市傳染病專科醫院，不然該醫院就沒有病人。但當疫情來臨時，醫院卻應對不過來，“平時”和“戰時”狀態差別很大。另外一種解決方式，就是在綜合醫院中建設和加強感染科，感染科平時運轉壓力更小，而且醫院處理常見病、多發病的優勢也是顯而易見的。當然，有關如何建設傳染病救治體系，在國內學術界和管理界一直存在爭議。
幾年疫情中，也有一些地方要求擴建ICU床位數。在我看來，ICU床位數應該占到醫院總床位數的8%還是10%，這一要求應該基于科學測算，而不是“拍腦袋”的結果。現在大醫院的ICU床位數占比不足5％，如果要擴容到10％，首先面臨的障礙就是沒有這么多醫護人員，提供高質量的重癥醫學醫療護理服務。而且，如果沒有足夠的重癥病人的話，可能還會導致資源閑置，或者收治一些本來不需要住ICU的病人。
當然，在突發公衛事件和災難性事故中，需要有效對床位數、救治設施、空間等進行擴容，并且建立一個應急預案機制，讓擴容后的醫療機構平穩運轉，能夠保證醫療和護理的質量，就可以了。
中國新聞周刊：去年12月，“新十條”發布后，疫情防控的陣地轉移到醫院，政府也的確加快了重癥救治設施的緊急擴容。應急事件中，ICU床位和設備這些硬件是可以短期快速增加的，但是人員問題怎么解決？
杜斌：中國醫療資源整體上配置是比較少的，這是很多專科面臨的問題。比如，國外800~1000張床的醫院，員工可以上萬；而我們現在5000張床的醫院，有些員工也只有5000名。但我們也要看到，即便在醫療資源充沛的國家，比如美國，真到面對大流行的時候，醫院依然受到了很大的沖擊，出現醫療擠兌的情況。
我們不可能在平時就準備好足夠的人力和資源，然后自信地說，無論什么樣的疫情或者災難事件發生，我們都足以應對，這是不現實的。
如果平時沒有足夠的醫療工作量，醫護人員無法持續提高知識和技能的話，他們的能力慢慢就會下降，所以我覺得盲目增加人力，不是好的做法。
應急狀態下，床位擴容后，如何相應地補足重癥醫護人員人手不足的問題，各家醫院都有各自的做法。一種較為主要的經驗是，讓重癥專科的醫護人員擔任小組長，帶領其他專科的醫生，后者可以分擔一些醫療工作，比如說，麻醉科醫生通常很擅長氣管插管。
中國新聞周刊：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疫情高峰期間，就你所在的醫院來看，重癥監護病房的緊急擴容開展是否順利？中間有沒有遇到什么挑戰或者困難？
杜斌：我覺得把普通病房轉化成ICU并不太難。只要有床位，有壓縮空氣和氧氣，在床位旁邊放一個監護儀、放個呼吸機，普通病床分分鐘就變成一個簡易的ICU床位，在大多數情況下并不需要更復雜的東西。
難處仍然在于重癥醫務人員的匱乏，在于怎樣去管理病床、如何劃定收治的標準、如何保證擴張之后的ICU護理安全。
北京協和醫院應對得還可以。我們把病人分成幾類，單純用氧療的或者用無創呼吸機的可以在普通病房；能收治到呼吸ICU、內科ICU和綜合ICU的病人，基本上全部都是需要上氣管插管或者用ECMO的危重病人，主要還是要靠科學的預案去支撐，根據醫院情況去協調資源。
老齡化不一定加劇重癥資源失衡
中國新聞周刊：中國是世界上人口老齡化程度較高的國家之一，預計到2035年，全國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將超過30%。中國ICU資源的供給現狀是怎樣的？ICU作為一個以老年人為主的科室，你認為該如何應對這種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需求增長？
杜斌：如果從絕對床位數來說，中國的ICU病床是少的。國家衛健委有關領導去年年底說，全國ICU床位總數已達13.81萬張，接近10張/10萬人的水平，其中很多ICU床位數是臨時增加的，并非長久設置。
根據中華醫學會重癥醫學分會2016年的普查，中國每10萬人擁有的ICU床位數平均為3.19張，不過這個調查沒有將專科ICU算進來，綜合ICU與專科ICU的床位數大致持平，實際應該是再翻一倍。可以做個對比，美國的重癥床位在全球是數一數二的，每10萬人大概有34張ICU床位，其次是德國，大概每10萬人有29張ICU病床。
不過，在我看來，隨著老齡化程度加深，很難簡單得出結論，認為重癥醫療資源的需求就會越來越多、供給就會越來越不足。
英國每10萬人的ICU病床數量是6.6張，跟中國差不多。有人比較過英國和美國ICU收治的病人的危重程度，床位數更少的英國，顯然收治的病人危重程度比美國更高；美國ICU床位使用率大約是80%，其中上呼吸機的病人也就一半左右。
重癥監護病房占用率是供需間的動態平衡。也就是說，隨著收治標準變化，ICU資源供給是有彈性的。如果ICU病床數量不足，一些較輕的病人不再收治進來，依然可以騰出一定的床位。更何況，ICU里面一直存在著“壓床”的問題，也就是一些病人長期依賴呼吸機等生命支持設備維持生命。
中國新聞周刊：回顧中國重癥醫學的發展史，公共應急事件都是這個專科重要的推動力量。比如，2003年SARS之后，中國公立醫院開始了一輪擴張潮，ICU也成為醫院評級的重要指標，進入發展快車道。在你看來，新冠疫情對重癥醫學帶來的影響是怎樣的？
杜斌：總體來說，疫情等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促進了重癥醫學的專科發展。包括政府、醫療衛生界、老百姓，對重癥都有了更多的認識和認可；政府的確對重癥也有了一些資源的投入，這些都會促進學科的發展。
但是，在短時間內，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醫療資源都是有限的。任何一個專科都不可能有很大幅度的提升或是增加。因為一個專科得到的醫療資源顯著增多，就意味著其他專科的資源顯著減少。因此，在重癥醫學醫療資源沒有顯著增加的情況下，如何謀劃重癥醫學的學科發展，其實是擺在重癥醫學醫務人員面前的實際難題。
中國新聞周刊：經歷過這次公共衛生事件，你認為，中國的醫療衛生體系能夠從中汲取怎樣的經驗，以便未來可以做得更好？
杜斌：我們知道疫苗很重要，藥物也很重要。但是，下次我們能不能有很好的預測模型？
比如說一波流行沖擊來臨時，病人數量有多少、持續多久，重癥病人有多少、會在何時出現，需要多少物資準備和人員配備，這對于重癥醫生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最艱難的時間是一天，還是將持續一個月，差別很大。合理的預期能夠讓我們更加科學、有序地進行醫療資源的調配和應對。
另外，我覺得還有一點是，要認識到我們不是只看大流行這一種病。當某種疫情來臨時，把多少資源放在當下流行的疾病上，多少資源放在其他疾病上，我們要做好統籌和協調。2020年初，疫情早期的時候，腫瘤病人、血液透析等病人的醫療需求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而且，其他地方后來或多或少也有這樣的問題。
記者：彭丹妮（pengdannie@163.com）
實習生：李金津